G7峰會最敏感、最最關鍵性議題不是稀土，也不是地緣政治，而是這個！

近來，所謂“人民幣被低估”的輿論在歐美甚囂塵上。現在更是被搬上G7峰會，成為秘而不宣的主要議題。

G7峰會剛開完，歐洲率先發難，威逼人民幣升值，欲逼迫中國簽下城下之盟：新《廣場協議》。

首先是德國總理默茨表示，歐盟正面臨與貨幣被低估高達30%的國家進行競爭。儘管他未直接點名中國，但歐洲輿論普遍認為，偏低的人民幣匯率顯著提升了中國產品的出口競爭力，相關情況正日益引起歐盟內部的憂慮。

緊接著，歐洲央行行長拉加德呼籲全球領袖商討人民幣匯率問題。

而此前美國投行已經開始大造輿論，紛紛預測併發布報告，稱人民幣被嚴重低估。

以高盛、摩根大通、花旗銀行為代表的美國主流投行更熱衷、更為積極地上調人民幣估值。

高盛全面上調了人民幣匯率預期，認為人民幣展現出了更具韌性且更持久的強勁勢頭。其最新預測的美元兌人民幣走勢為：

未來3個月的比值為6.80

未來6個月的比值為6.70

未來12個月的比值為6.50

摩根大通（J.P. Morgan）與花旗等綜合觀點認為，華爾街普遍預期，隨著美聯儲貨幣政策的不確定性和中國外部貿易順差的擴大，人民幣在2026年底將維持在6.55 –6.80的強勁區間。

與此同時，德意志銀行預測為6.55，滙豐銀行預測為6.65

顯然，美西方對“人民幣被低估”達成了共識。

為此，它們拿中國的出口增長和貿易順差說事，稱這成為民幣匯率最堅實的護城河。它們還說，目前美中兩國的經濟和貿易關係進入了一個相對穩定且更具建設性的階段，極大地釋放了人民幣的“地緣政治風險溢價”，讓國際資本對人民幣的穩定性更有信心。

表面看來是那麼回事，實際上是捧殺人民幣，借輿論壓力逼迫人民幣升值。

所謂“人民幣被低估”且“人民幣必須升值”，翻譯成大白話就是：“中國商品的競爭力太恐怖了，我們打不過。你們必須主動把人民幣漲上去，讓中國商品變貴，好給美歐的本土製造業留一條活路。”

這是一場極其典型的、由美歐官方與華爾街投行聯手炮製的“地緣金融合唱”。

實際上，它們故意忽略一個事實：

中國目前面臨國內消費相對低迷、投資收縮的結構性挑戰，採取更為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鬆的貨幣政策。與此相反，美聯儲因通脹而選擇延長維持高利率，美中利差持續倒掛會引發資本回流美國，從而對人民幣的升值斜率形成邊際制約。

這場由歐洲央行和華爾街投行密集發起的攻勢背後站著美國財政部。

美國財政部通過其定期向國會提交的《美國主要貿易伙伴宏觀經濟和外匯政策報告》（通常每年發佈兩次），對人民幣匯率發表官方評論。

美財政部公開將人民幣匯率定性為“被實質性低估”（substantially undervalued）。美方認為，考慮到中國長期以來龐大且持續增長的外部順差，人民幣目前的匯率水平並沒有真實反映其宏觀經濟基本面。

為此，美財政部明確向中國喊話，呼籲中國相關部門允許並推動人民幣匯率隨著市場壓力和宏觀經濟基本面的變化，進行“及時且有序的升值”（strengthen in a timely and orderly manner）。

美方認為，人民幣升值有助於糾正全球貿易失衡。

儘管美國財政部尚未正式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卻將中國列入了“觀察名單”（Monitoring List），並對中國匯率政策的“透明度缺失”提出了最嚴厲的批評。

美財政部特別指出，儘管中國央行在官方外匯儲備賬戶上的直接干預有所減少，但正在利用更為隱蔽的“非市場化行為”來影響匯率。這包括通過國有商業銀行的外匯活動、外匯掉期和遠期市場以及宏觀審慎資本管制等灰色渠道來暗中調節。

美財政部警告，數據的不透明並不會阻礙其未來的定性。如果獲得明確證據表明中國通過正式或非正式的渠道故意阻礙人民幣升值，美國將隨時考慮進行“匯率操縱”的認定。

美財政部已經將匯率問題納入“美國優先”貿易政策框架。它進一步收緊並強化了對貿易伙伴外匯政策的審計方法。美財政部明確表示，針對人民幣匯率及中國非市場經濟行為的加倍審視，是為了支持美國的“美國優先”貿易政策，旨在通過強硬手段反擊不公平的貨幣掠奪行為，從而保護美國工人和本土企業的競爭環境。

美歐這一輪的協同施壓，明確發出了三個重大信號：

一是中歐、中美貿易戰正從“關稅戰”全面升級為“匯率戰”——這是最重要的信號。

過去美歐主要靠加徵關稅來阻擋中國商品，但他們發現中國企業可以通過“去越南、墨西哥轉口”或“內部降本”直接把關稅消化掉。

現在，他們直接將矛頭對準了匯率這個總閘門。如果人民幣升值20%，就相當於中國所有的出口商品在國際市場上自動漲價20%，其殺傷力遠超單一關稅。

二是人民幣資產面臨“被動推高”與資本流入——這可能引發輸入性通貨膨脹。

中長期看來，受美聯儲降息預期以及美歐投行集體做多人民幣的影響，2026年開年以來，人民幣匯率已經強勢“破7”並邁入6時代。

對於出口企業而言，人民幣升值意味著結匯利潤直接縮水，生存壓力進一步加大，倒逼國內產業必須加速“反內卷”和品牌化。

對於金融市場而言，人民幣升值會吸引大量全球套利資金從美元資產中流出，轉而湧入人民幣計價的國債、A股等資產。高盛測算稱，2026年將有數萬億規模的資金重新尋找非美貨幣窪地，這會給國內資產帶來一波“被動重估”的行情。

三是中國央行與美歐貿易和匯率的的博弈進入“深水區”——影響將是全面且結構性的。

近日，《星島頭條》發文：歐洲欲藉新《廣場協議》逼人民幣升值…… 指出這“非單純經濟問題”，稱“這類論調早已不再是單純的經濟命題，而是地緣政治上的角力而已”。

文章直指問題的要害。

文章大篇幅引述日本《廣場協議》的例子說明現如今發生在中國與美西方之間的地緣政治博弈。

以上世紀1980年代前半期，日本憑藉較低的匯率與強大的製造業實力，主導出口導向型經濟，對美國市場造成巨大沖擊。當時日本產品在美國的市場佔有率驚人，涵蓋了超過50%的工具機、30%的汽車、20%的半導體設備，以及絕大部分的消費電子產品。

與此同時，美日之間存在巨大的貿易赤字。1985年，美國的貿易逆差達1485億美元，其中僅日本就佔了三分之一（約497億美元）。面對此等局面，美國自然深諳“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的道理。

為了扭轉巨大的貿易逆差，美國“設局”逼日圓升值。

在美國的威逼利誘下，美、日、英、法及西德5國在1985年9月22日在紐約廣場飯店簽署了《廣場協議》（Plaza Accord）。該協定旨在聯合干預外匯市場，促使美元對日圓及德國馬克有序貶值，以緩解美國當時面臨的沉重財政與貿易赤字壓力。

在協議簽署前，市場匯率長期於1美元兌240日圓的水平窄幅徘徊。然而，在隨後的3年，日圓兌美元迅速升值，一路升至約120日圓兌1美元，升幅高達1倍。

結果是，苦了日本，樂了美國。

日本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優勢一夕消失，游資隨之湧入，引爆了日本國內瘋狂的資產泡沫。當這場泡沫於1990年無情破裂後，日本隨即陷入長達數十年的經濟停滯與通貨緊縮，步入所謂的“失落30年”。

反觀美國，在《協議》簽署後的短短兩年間（至1987年），美元匯率大幅下跌約30%至50%。這讓美國製造業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報價變得相對便宜，成功重拾價格競爭力，順利走出了逆差陰霾。

文章指出，40年前，美國帶頭對日本軟硬兼施，逼籤《廣場協議》。如今，美歐洲政客食髓知味，竟希望中國會簽署新的《廣場協議》，最終目的就是希望人民幣“主動或被迫”升值，導致出口減弱，再主動拯救歐洲經濟，以“緩解貿易失衡與保護歐洲製造業”。

中國會跟日本一樣，屈辱地接受城下之約嗎？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因為中國不是日本，不接受威脅，不會接受任何損傷國本的要挾。中國完整的製造業產業鏈和韌性以及手中掌握的深厚美元資本，也能夠抗擊任何貨幣戰衝擊。

面對歐美的聯合施壓，中國人民銀行（央行）的態度非常堅決，多次公開強調：“無意通過匯率貶值獲取貿易優勢”。

中國目前的核心策略是：以我為主，保持“先升後穩、雙向波動”。

中國不會像當年日本簽署《廣場協議》那樣被西方牽著鼻子暴漲，而是會利用降準、降息等貨幣政策組合拳，將匯率錨定在6.7-7.0 的溫和區間。既通過適當的升值緩解一部分外部政治壓力、促進內需再通脹，又死死守住不讓匯率過快飆升的底線，確保中國出口基本盤的實體安全。

奧地利時政論壇針對德國試圖逼迫人民幣升值，發文《默茨、人民幣與廣場協議模擬的侷限性》（Merz, der Yuan und die Grenzen der Plaza-Analogie），清楚剖析了歐美此舉註定失敗的原因。

文章作者約亨．米奇卡指出：“如果僅將1985年對日本的強迫‘遏制’視為2026年的翻版藍圖，不僅忽略了當年東京與今日北京之間的結構性差異，也忽視了歐洲自身現今遠未形成當初作為《廣場協議》先決條件的統一陣線。然而，這種‘關起門來談論中國’而非‘與中國攜手合作’的討論方式，本身就證明了歐盟政客在思想上，距離適應‘多極化世界’的思維仍相去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