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峰会最敏感、最最关键性议题不是稀土，也不是地缘政治，而是这个！

近来，所谓“人民币被低估”的舆论在欧美甚嚣尘上。现在更是被搬上G7峰会，成为秘而不宣的主要议题。

G7峰会刚开完，欧洲率先发难，威逼人民币升值，欲逼迫中国签下城下之盟：新《广场协议》。

首先是德国总理默茨表示，欧盟正面临与货币被低估高达30%的国家进行竞争。尽管他未直接点名中国，但欧洲舆论普遍认为，偏低的人民币汇率显著提升了中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相关情况正日益引起欧盟内部的忧虑。

紧接着，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呼吁全球领袖商讨人民币汇率问题。

而此前美国投行已经开始大造舆论，纷纷预测并发布报告，称人民币被严重低估。

以高盛、摩根大通、花旗银行为代表的美国主流投行更热衷、更为积极地上调人民币估值。

高盛全面上调了人民币汇率预期，认为人民币展现出了更具韧性且更持久的强劲势头。其最新预测的美元兑人民币走势为：

未来3个月的比值为6.80

未来6个月的比值为6.70

未来12个月的比值为6.50

摩根大通（J.P. Morgan）与花旗等综合观点认为，华尔街普遍预期，随着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和中国外部贸易顺差的扩大，人民币在2026年底将维持在6.55 –6.80的强劲区间。

与此同时，德意志银行预测为6.55，汇丰银行预测为6.65

显然，美西方对“人民币被低估”达成了共识。

为此，它们拿中国的出口增长和贸易顺差说事，称这成为民币汇率最坚实的护城河。它们还说，目前美中两国的经济和贸易关系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且更具建设性的阶段，极大地释放了人民币的“地缘政治风险溢价”，让国际资本对人民币的稳定性更有信心。

表面看来是那么回事，实际上是捧杀人民币，借舆论压力逼迫人民币升值。

所谓“人民币被低估”且“人民币必须升值”，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中国商品的竞争力太恐怖了，我们打不过。你们必须主动把人民币涨上去，让中国商品变贵，好给美欧的本土制造业留一条活路。”

这是一场极其典型的、由美欧官方与华尔街投行联手炮制的“地缘金融合唱”。

实际上，它们故意忽略一个事实：

中国目前面临国内消费相对低迷、投资收缩的结构性挑战，采取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此相反，美联储因通胀而选择延长维持高利率，美中利差持续倒挂会引发资本回流美国，从而对人民币的升值斜率形成边际制约。

这场由欧洲央行和华尔街投行密集发起的攻势背后站着美国财政部。

美国财政部通过其定期向国会提交的《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宏观经济和外汇政策报告》（通常每年发布两次），对人民币汇率发表官方评论。

美财政部公开将人民币汇率定性为“被实质性低估”（substantially undervalued）。美方认为，考虑到中国长期以来庞大且持续增长的外部顺差，人民币目前的汇率水平并没有真实反映其宏观经济基本面。

为此，美财政部明确向中国喊话，呼吁中国相关部门允许并推动人民币汇率随着市场压力和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变化，进行“及时且有序的升值”（strengthen in a timely and orderly manner）。

美方认为，人民币升值有助于纠正全球贸易失衡。

尽管美国财政部尚未正式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却将中国列入了“观察名单”（Monitoring List），并对中国汇率政策的“透明度缺失”提出了最严厉的批评。

美财政部特别指出，尽管中国央行在官方外汇储备账户上的直接干预有所减少，但正在利用更为隐蔽的“非市场化行为”来影响汇率。这包括通过国有商业银行的外汇活动、外汇掉期和远期市场以及宏观审慎资本管制等灰色渠道来暗中调节。

美财政部警告，数据的不透明并不会阻碍其未来的定性。如果获得明确证据表明中国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渠道故意阻碍人民币升值，美国将随时考虑进行“汇率操纵”的认定。

美财政部已经将汇率问题纳入“美国优先”贸易政策框架。它进一步收紧并强化了对贸易伙伴外汇政策的审计方法。美财政部明确表示，针对人民币汇率及中国非市场经济行为的加倍审视，是为了支持美国的“美国优先”贸易政策，旨在通过强硬手段反击不公平的货币掠夺行为，从而保护美国工人和本土企业的竞争环境。

美欧这一轮的协同施压，明确发出了三个重大信号：

一是中欧、中美贸易战正从“关税战”全面升级为“汇率战”——这是最重要的信号。

过去美欧主要靠加征关税来阻挡中国商品，但他们发现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去越南、墨西哥转口”或“内部降本”直接把关税消化掉。

现在，他们直接将矛头对准了汇率这个总闸门。如果人民币升值20%，就相当于中国所有的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自动涨价20%，其杀伤力远超单一关税。

二是人民币资产面临“被动推高”与资本流入——这可能引发输入性通货膨胀。

中长期看来，受美联储降息预期以及美欧投行集体做多人民币的影响，2026年开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已经强势“破7”并迈入6时代。

对于出口企业而言，人民币升值意味着结汇利润直接缩水，生存压力进一步加大，倒逼国内产业必须加速“反内卷”和品牌化。

对于金融市场而言，人民币升值会吸引大量全球套利资金从美元资产中流出，转而涌入人民币计价的国债、A股等资产。高盛测算称，2026年将有数万亿规模的资金重新寻找非美货币洼地，这会给国内资产带来一波“被动重估”的行情。

三是中国央行与美欧贸易和汇率的的博弈进入“深水区”——影响将是全面且结构性的。

近日，《星岛头条》发文：欧洲欲藉新《广场协议》逼人民币升值…… 指出这“非单纯经济问题”，称“这类论调早已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命题，而是地缘政治上的角力而已”。

文章直指问题的要害。

文章大篇幅引述日本《广场协议》的例子说明现如今发生在中国与美西方之间的地缘政治博弈。

以上世纪1980年代前半期，日本凭借较低的汇率与强大的制造业实力，主导出口导向型经济，对美国市场造成巨大冲击。当时日本产品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惊人，涵盖了超过50%的工具机、30%的汽车、20%的半导体设备，以及绝大部分的消费电子产品。

与此同时，美日之间存在巨大的贸易赤字。1985年，美国的贸易逆差达1485亿美元，其中仅日本就占了三分之一（约497亿美元）。面对此等局面，美国自然深谙“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道理。

为了扭转巨大的贸易逆差，美国“设局”逼日圆升值。

在美国的威逼利诱下，美、日、英、法及西德5国在1985年9月22日在纽约广场饭店签署了《广场协议》（Plaza Accord）。该协定旨在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促使美元对日圆及德国马克有序贬值，以缓解美国当时面临的沉重财政与贸易赤字压力。

在协议签署前，市场汇率长期于1美元兑240日圆的水平窄幅徘徊。然而，在随后的3年，日圆兑美元迅速升值，一路升至约120日圆兑1美元，升幅高达1倍。

结果是，苦了日本，乐了美国。

日本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优势一夕消失，游资随之涌入，引爆了日本国内疯狂的资产泡沫。当这场泡沫于1990年无情破裂后，日本随即陷入长达数十年的经济停滞与通货紧缩，步入所谓的“失落30年”。

反观美国，在《协议》签署后的短短两年间（至1987年），美元汇率大幅下跌约30%至50%。这让美国制造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报价变得相对便宜，成功重拾价格竞争力，顺利走出了逆差阴霾。

文章指出，40年前，美国带头对日本软硬兼施，逼签《广场协议》。如今，美欧洲政客食髓知味，竟希望中国会签署新的《广场协议》，最终目的就是希望人民币“主动或被迫”升值，导致出口减弱，再主动拯救欧洲经济，以“缓解贸易失衡与保护欧洲制造业”。

中国会跟日本一样，屈辱地接受城下之约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因为中国不是日本，不接受威胁，不会接受任何损伤国本的要挟。中国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和韧性以及手中掌握的深厚美元资本，也能够抗击任何货币战冲击。

面对欧美的联合施压，中国人民银行（央行）的态度非常坚决，多次公开强调：“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优势”。

中国目前的核心策略是：以我为主，保持“先升后稳、双向波动”。

中国不会像当年日本签署《广场协议》那样被西方牵着鼻子暴涨，而是会利用降准、降息等货币政策组合拳，将汇率锚定在6.7-7.0 的温和区间。既通过适当的升值缓解一部分外部政治压力、促进内需再通胀，又死死守住不让汇率过快飙升的底线，确保中国出口基本盘的实体安全。

奥地利时政论坛针对德国试图逼迫人民币升值，发文《默茨、人民币与广场协议模拟的局限性》（Merz, der Yuan und die Grenzen der Plaza-Analogie），清楚剖析了欧美此举注定失败的原因。

文章作者约亨．米奇卡指出：“如果仅将1985年对日本的强迫‘遏制’视为2026年的翻版蓝图，不仅忽略了当年东京与今日北京之间的结构性差异，也忽视了欧洲自身现今远未形成当初作为《广场协议》先决条件的统一阵线。然而，这种‘关起门来谈论中国’而非‘与中国携手合作’的讨论方式，本身就证明了欧盟政客在思想上，距离适应‘多极化世界’的思维仍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