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母愛：一個慈母如何造就了一代文豪-胡適（父母必讀）

在母親節到來之際，讀了胡適《我的母親》，和盆友一起回憶和感受天下最偉大的母愛，瞭解一個慈母如何成就了中國大文豪、思想家胡適。

胡適是民國時期著名的文學家、思想家和哲學家，以倡導白話文和新文化運動聞名於世，中國新文學、哲學、史學的開山之人。其名氣之大，鮮有出其右者。他一生共獲得過38個博士學位，曾經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被國際學者公認為“中國文藝復興之父”，至今為止，國際影響力第一人。

胡適，未滿26歲就是北京大學的教授，之後還成為北京大學的校長。他最崇尚的一個學生是著名歷史學家傅斯年，而他教過最著名的一個學生名字叫毛澤東。①

胡適，在人們眼中也是一個平凡的人，他打牌、抽菸、酗酒、逛窯子、還有婚外情…… 他又是一個高風亮節的人，很多著名學者評價他，都稱他“好人”。“陳丹青說：胡適“完全是學者相，完全是君子相。”唐德剛說：胡適“謙謙君子，溫潤如玉。”羅爾綱說：胡適，“我還不曾見過如此一個厚德君子之風。”錢鍾書說：統言之，胡適之品格絕高於魯迅、蔡元培等。”

要說胡適能有這麼大的學問和成就，有如此高尚品格，首功要歸於他的母親馮順弟。胡適的母親對他的成長可以說至關重要，無論是做人還是做學問甚至其思想，沒有其母，也就沒有今天令人景仰的胡適。

胡適說：我的恩師便是我的慈母。**實際上，我們每個人的第一恩師何嘗不是自己的母親？一個優秀的母親，一定會給孩子最好的教育。**古人說“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義”。胡適的母親特別重視胡適的教育。他五歲時，父親就去世了，臨終之際要求馮氏督促胡適讀書。馮氏“每日天未明即推適披衣起坐，為縷述先君道德事業。……天明，即令適著衣上早學。九年如一日，未嘗以獨子有所溺愛也。”

那個時候，墊師的教法很簡單，就是令學生死記硬背了事。馮順弟的過人之處，在於她要求兒子好讀書而必求甚解。在家境窘迫的情況下，她每年都私下多給墊師數目可觀的學費。她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要讓胡適每讀一個字，必得弄懂一個字的意思；每讀書中的一句話，必懂那句話的含義。母親的這種教學方法，打牢了胡適的國學基礎，併為以後的學業成就鋪平了道路。沒有馮氏的九年如一日的督促，也就難以成就一生有38個博士頭銜和懂得多國語言的胡適！

胡適在《我的母親》中述說了這九年的學習生活：

“我在這九年（一八九五──一九零四）之中，只學得了讀書寫字兩件事。在文字和思想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點底子。但別的方面都沒有發展的機會。有一次我們村裡”當朋”（八都凡五村，稱為“五朋”，每年一村輪著做太子會，名為“當朋”）籌備太子會，有人提議要派我加入前村的崑腔隊裡學習吹笙或吹笛。族裡長輩反對，說我年紀太小，不能跟著太子會走遍五朋。於是我便失掉了這學習音樂的唯一機會。三十年來，我不曾拿過樂器，也全不懂音樂；究竟我有沒有一點學音樂的天資，我至今還不知道。至於學圖畫，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紙蒙在小說書的石印繪像上，摹畫書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見了，捱了一頓大罵，抽屜裡的圖畫都被搜出撕毀了。於是我又失掉了學做畫家的機會。

但這九年的生活，除了讀書看書之外，究竟給了我一點做人的訓練。在這一點上，我的恩師便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剛亮時，我母親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從不知道她醒來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便對我說昨天我做錯了甚麼事，說錯了甚麼話，要我認錯，要我用功讀書。有時候她對我說父親的種種好處，她說：“你總要踏上你老子的腳步。我一生只曉得這一個完全的人，你要學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丟臉，出醜。）她說到傷心處，往往掉下淚來。到天大明時，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學。學堂門上的鎖匙放在先生家裡；我先到學堂門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裡去敲門。先生家裡有人把鎖匙從門縫裡遞出來，我拿了跑回去，開了門，坐下念生書。十天之中，總有八九天我是第一個去開學堂門的。等到先生來了，我背了生書，才回家吃早飯。“

據說，當時胡適家裡十分困窘，馮順弟依然送三倍以上的學費給先生，囑託先生一定給他講個明白。胡適小時候讀書，教書先生往往令學生死記硬背，母親馮順弟見識過人，要求兒子讀書一定要“求甚解”，每背一句都要知曉一句的意思。

胡適在其日記中曾經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家中經濟很窘迫，母親以典當首飾的錢才能過年，但當她聽說有人以八十元的價格出售一部胡適需要的《圖書集成》時，便毫不猶豫地借錢買了下來。對此，他發出感慨道:“吾母遭此窘狀，猶處處為兒子設想如此。”

馮順弟對管教甚嚴。照說胡適的父親早亡，胡適的母親應該溺愛他，但恰恰相反，他的母親既是他的慈母，也是他的嚴父。

胡適在《我的母親》中述說：

“我母親管束我最嚴。她是慈母兼任嚴父。但她從來不在別人面前罵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錯了事，她只對我一望，我看見了她的嚴厲眼光，便嚇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眠醒時才教訓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靜時，關了房門，先責備我，然後行罰，或罰跪，或擰我的肉。無論怎樣重罰，總不許我哭出聲音來。她教訓兒子不是藉此出氣叫別人聽的。

有一個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飯，在門口玩，身上只穿著一件單背心。這時候我母親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來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說：‘穿上吧，涼了。’我隨口回答：‘娘（涼）甚麼！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剛說了這一句，一抬頭，看見母親從家裡走出，我趕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聽見這句輕薄的話了。晚上人靜後，她罰我跪下，重重的責罰了一頓。她說：‘你沒了老子，是多麼得意的事！好用來說嘴！’她氣的坐著發抖，也不許我上?去睡。我跪著哭，用手擦眼淚，不知擦進了甚麼微菌，後來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醫來醫去，總醫不好。我母親心裡又悔又急，聽說眼翳可以用舌頭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真用舌頭舔我的病眼。這是我的嚴師，我的慈母。“

馮順弟對兒子的管教充滿了慈愛、嚴格和理性。胡適說錯了話、做錯了事，馮順弟從不在他人面前教訓兒子，以維護小胡適的自尊心。但是，她每天清晨都要對胡適私下進行嚴厲的“晨訓”，清算小胡適說過的錯話、做過的錯事，決不姑息和溺愛。但當胡適生了眼病的時候，她便用自己的舌頭去舔兒子的眼睛以求痊癒。

胡適的母親在嚴格要求他時，懂得給孩子留面子，始終給他保留一份自尊。由此造就了他一生嚴於律己，十分愛惜自己的名聲，很少做些出格的事情。

照常理，馮順弟年輕守寡，只有胡適一個親生的兒子，必當將其緊緊地護在身邊，不準遠遊。但她既不囿於聖人的說教，也不盲從於母子的感情，在胡適13歲的時候，馮順弟認為兒子已讀完了私塾，應繼續深造。為了資助胡適讀書，她甚至不惜變賣自己的首飾，送胡適遠遊上海，去接受“新學”的教育了。臨別前，她強忍淚水，做出了歡欣的樣子，送兒子上路，“三年始令一歸省”。後胡適於1910年考取庚子賠款官費赴美留學。此時他年僅19歲。因行期由政府決定，竟未能回家鄉向母親告別。

在美留學7年間，胡適與母親只能保持書信來往。1913年馮順弟患了重病，她擔心自己會一病不起，因此特意照了一張相，收藏了起來。為了不影響兒子在美國讀書，她囑咐家人說:“我若一病不起，不可將此事告訴我的兒子，仍要請人按月寫信給他，做出我還活著的樣子。待他學成回國時，把我的這張照片給他看，就如同見到我本人一樣。”

正是馮順弟在胡適教育上的傾力投入，讓胡適獲得了學業上的成功。胡適也沒有辜負母親期望，1917年7月，他從美國學成回國被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聘為教授，因普及白話文和主張文學革命而暴得大名，後來更是成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

**胡適的成功，也是他母親的成功。胡適對於當年的新文化運動作出了一流的貢獻，而他的母親為中國貢獻了一位胡適。**令人嘆息的是，胡適回國後第2年的11月，這位勞碌一生可敬可嘆的母親在家鄉不幸病逝，年僅46歲。悲痛欲絕胡適與剛完婚不到一年的妻子江冬秀回家奔喪，寫下《先母行述》：十五年中，侍膝下僅四五月耳。生未能養、病未能侍，畢世勤勞未能絲毫分任、生死永訣乃亦未能一面。平生慘痛、何以如此！

胡適先生有著良好的修養。古人常說“三歲看大，七歲看老”，一個人的一生如何，在很小的時候就決定了。而在小時候的家庭教育中，母親的作用是遠遠大於父親的。

**胡適曾經說過，在家庭教育中，最重要的就是母親，母親的修養決定了孩子的教養，也決定了這個家庭是否和順。**胡適先生也曾在自傳中回憶自己的母親：“如果我學得了一絲一毫的好脾氣，如果我學得了一點點待人接物的和氣，如果我能寬恕人，體諒人——我都得感謝我的慈母。”

**優秀的母親懂得言傳身教。**胡適在《我的母親》中說，母親是當家的後母，家裡的財政並不寬裕，一年到頭全靠胡適的二哥在上海經營調度。胡適的大哥從小就是敗家子，賭博、吸毒，每次回家就把家裡值錢的東西拿出當了，到處欠錢，每到除夕，家裡總有一堆要債的，母親每次都好生招待，等半夜的時候，才每一家債戶發一點錢。做好做歹的，把討債的人勸回去，等到胡適大哥回來，她不出一句責備的話，不露一點怒色，依舊和胡適的大哥大嫂一起吃團圓飯。

“我母親的氣量大，性子好，又因為做了後母後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大哥的女兒比我只小一歲，她的飲食衣服總是和我的一樣。我和她有小爭執，總是我吃虧，母親總是責備我，要我事事讓她。後來大嫂二嫂都生了兒子了，她們生氣時便打罵孩子來出氣，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話罵給別人聽。我母親只裝做不聽見。有時候，她實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門去，或到左鄰立大嫂家去坐一會，或走後門到後鄰度嫂家去閒談。她從不和兩個嫂子吵一句嘴。

“我母親待人最仁慈，最溫和，從來沒有一句傷人感情的話。但她有時候也很有剛氣，不受一點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個無正業的浪人，有一天在煙館裡發牢騷，說我母親家中有事總請某人幫忙，大概總有甚麼好處給他。這句話傳到了我母親耳朵裡，她氣的大哭，請了幾位本家來，把五叔喊來，她當面質問他，她給了某人甚麼好處。直到五叔當眾認錯賠罪，她才罷休。”

胡適母親溫和的性子和寬宏的氣量對他影響很大，胡適本人幾乎是民國時代，性子最溫和寬厚的人。胡適和魯迅都是新文化運動的雙星，因為觀念的差異，魯迅幾次諷刺胡適，但是胡適卻從未和魯迅直接交鋒過，也沒有與他進行過筆戰，更沒有表現出對他的人格的不恭。正是這份寬厚，讓胡適在幾十年之後，依然得到大多數人的讚賞。

正是他的自律為他帶來了好的人緣，以至於在民國時候流行一句話“我的朋友胡適之”，社會各界人士都以和胡適交友為榮。

胡適晚年的時候，提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適一生提倡“自由主義”，但是在晚年卻回到了“恕道”，這份寬厚仁恕，正是受教於他的母親。

胡適在《我的母親》中以下面這段話作為結束語：

“我在我母親的教訓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極大極深的影響。我十四歲（其實只有十二歲零兩三個月）便離開她了，在這廣漠的人海里獨自混了二十多年，沒有一個人管束過我。如果我學得了一絲一毫的好脾氣，如果我學得了一點點待人接物的和氣，如果我能寬恕人，體諒人，──我都得感謝我的慈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