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母爱：一个慈母如何造就了一代文豪-胡适（父母必读）

在母亲节到来之际，读了胡适《我的母亲》，和盆友一起回忆和感受天下最伟大的母爱，了解一个慈母如何成就了中国大文豪、思想家胡适。

胡适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哲学家，以倡导白话文和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中国新文学、哲学、史学的开山之人。其名气之大，鲜有出其右者。他一生共获得过38个博士学位，曾经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被国际学者公认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父”，至今为止，国际影响力第一人。

胡适，未满26岁就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之后还成为北京大学的校长。他最崇尚的一个学生是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而他教过最著名的一个学生名字叫毛泽东。①

胡适，在人们眼中也是一个平凡的人，他打牌、抽烟、酗酒、逛窑子、还有婚外情…… 他又是一个高风亮节的人，很多著名学者评价他，都称他“好人”。“陈丹青说：胡适“完全是学者相，完全是君子相。”唐德刚说：胡适“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罗尔纲说：胡适，“我还不曾见过如此一个厚德君子之风。”钱锺书说：统言之，胡适之品格绝高于鲁迅、蔡元培等。”

要说胡适能有这么大的学问和成就，有如此高尚品格，首功要归于他的母亲冯顺弟。胡适的母亲对他的成长可以说至关重要，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学问甚至其思想，没有其母，也就没有今天令人景仰的胡适。

胡适说：我的恩师便是我的慈母。**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第一恩师何尝不是自己的母亲？一个优秀的母亲，一定会给孩子最好的教育。**古人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胡适的母亲特别重视胡适的教育。他五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临终之际要求冯氏督促胡适读书。冯氏“每日天未明即推适披衣起坐，为缕述先君道德事业。……天明，即令适着衣上早学。九年如一日，未尝以独子有所溺爱也。”

那个时候，垫师的教法很简单，就是令学生死记硬背了事。冯顺弟的过人之处，在于她要求儿子好读书而必求甚解。在家境窘迫的情况下，她每年都私下多给垫师数目可观的学费。她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让胡适每读一个字，必得弄懂一个字的意思；每读书中的一句话，必懂那句话的含义。母亲的这种教学方法，打牢了胡适的国学基础，并为以后的学业成就铺平了道路。没有冯氏的九年如一日的督促，也就难以成就一生有38个博士头衔和懂得多国语言的胡适！

胡适在《我的母亲》中述说了这九年的学习生活：

“我在这九年（一八九五──一九零四）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在文字和思想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但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有一次我们村里”当朋”（八都凡五村，称为“五朋”，每年一村轮着做太子会，名为“当朋”）筹备太子会，有人提议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队里学习吹笙或吹笛。族里长辈反对，说我年纪太小，不能跟着太子会走遍五朋。于是我便失掉了这学习音乐的唯一机会。三十年来，我不曾拿过乐器，也全不懂音乐；究竟我有没有一点学音乐的天资，我至今还不知道。至于学图画，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挨了一顿大骂，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撕毁了。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

但这九年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便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便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甚么事，说错了甚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据说，当时胡适家里十分困窘，冯顺弟依然送三倍以上的学费给先生，嘱托先生一定给他讲个明白。胡适小时候读书，教书先生往往令学生死记硬背，母亲冯顺弟见识过人，要求儿子读书一定要“求甚解”，每背一句都要知晓一句的意思。

胡适在其日记中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家中经济很窘迫，母亲以典当首饰的钱才能过年，但当她听说有人以八十元的价格出售一部胡适需要的《图书集成》时，便毫不犹豫地借钱买了下来。对此，他发出感慨道:“吾母遭此窘状，犹处处为儿子设想如此。”

冯顺弟对管教甚严。照说胡适的父亲早亡，胡适的母亲应该溺爱他，但恰恰相反，他的母亲既是他的慈母，也是他的严父。

胡适在《我的母亲》中述说：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眠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藉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我随口回答：‘娘（凉）甚么！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刚说了这一句，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晚上人静后，她罚我跪下，重重的责罚了一顿。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她气的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去睡。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甚么微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

冯顺弟对儿子的管教充满了慈爱、严格和理性。胡适说错了话、做错了事，冯顺弟从不在他人面前教训儿子，以维护小胡适的自尊心。但是，她每天清晨都要对胡适私下进行严厉的“晨训”，清算小胡适说过的错话、做过的错事，决不姑息和溺爱。但当胡适生了眼病的时候，她便用自己的舌头去舔儿子的眼睛以求痊愈。

胡适的母亲在严格要求他时，懂得给孩子留面子，始终给他保留一份自尊。由此造就了他一生严于律己，十分爱惜自己的名声，很少做些出格的事情。

照常理，冯顺弟年轻守寡，只有胡适一个亲生的儿子，必当将其紧紧地护在身边，不准远游。但她既不囿于圣人的说教，也不盲从于母子的感情，在胡适13岁的时候，冯顺弟认为儿子已读完了私塾，应继续深造。为了资助胡适读书，她甚至不惜变卖自己的首饰，送胡适远游上海，去接受“新学”的教育了。临别前，她强忍泪水，做出了欢欣的样子，送儿子上路，“三年始令一归省”。后胡适于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官费赴美留学。此时他年仅19岁。因行期由政府决定，竟未能回家乡向母亲告别。

在美留学7年间，胡适与母亲只能保持书信来往。1913年冯顺弟患了重病，她担心自己会一病不起，因此特意照了一张相，收藏了起来。为了不影响儿子在美国读书，她嘱咐家人说:“我若一病不起，不可将此事告诉我的儿子，仍要请人按月写信给他，做出我还活着的样子。待他学成回国时，把我的这张照片给他看，就如同见到我本人一样。”

正是冯顺弟在胡适教育上的倾力投入，让胡适获得了学业上的成功。胡适也没有辜负母亲期望，1917年7月，他从美国学成回国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为教授，因普及白话文和主张文学革命而暴得大名，后来更是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

**胡适的成功，也是他母亲的成功。胡适对于当年的新文化运动作出了一流的贡献，而他的母亲为中国贡献了一位胡适。**令人叹息的是，胡适回国后第2年的11月，这位劳碌一生可敬可叹的母亲在家乡不幸病逝，年仅46岁。悲痛欲绝胡适与刚完婚不到一年的妻子江冬秀回家奔丧，写下《先母行述》：十五年中，侍膝下仅四五月耳。生未能养、病未能侍，毕世勤劳未能丝毫分任、生死永诀乃亦未能一面。平生惨痛、何以如此！

胡适先生有着良好的修养。古人常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一个人的一生如何，在很小的时候就决定了。而在小时候的家庭教育中，母亲的作用是远远大于父亲的。

**胡适曾经说过，在家庭教育中，最重要的就是母亲，母亲的修养决定了孩子的教养，也决定了这个家庭是否和顺。**胡适先生也曾在自传中回忆自己的母亲：“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优秀的母亲懂得言传身教。**胡适在《我的母亲》中说，母亲是当家的后母，家里的财政并不宽裕，一年到头全靠胡适的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胡适的大哥从小就是败家子，赌博、吸毒，每次回家就把家里值钱的东西拿出当了，到处欠钱，每到除夕，家里总有一堆要债的，母亲每次都好生招待，等半夜的时候，才每一家债户发一点钱。做好做歹的，把讨债的人劝回去，等到胡适大哥回来，她不出一句责备的话，不露一点怒色，依旧和胡适的大哥大嫂一起吃团圆饭。

“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大哥的女儿比我只小一岁，她的饮食衣服总是和我的一样。我和她有小争执，总是我吃亏，母亲总是责备我，要我事事让她。后来大嫂二嫂都生了儿子了，她们生气时便打骂孩子来出气，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话骂给别人听。我母亲只装做不听见。有时候，她实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门去，或到左邻立大嫂家去坐一会，或走后门到后邻度嫂家去闲谈。她从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

“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甚么好处给他。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她气的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她给了某人甚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

胡适母亲温和的性子和宽宏的气量对他影响很大，胡适本人几乎是民国时代，性子最温和宽厚的人。胡适和鲁迅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双星，因为观念的差异，鲁迅几次讽刺胡适，但是胡适却从未和鲁迅直接交锋过，也没有与他进行过笔战，更没有表现出对他的人格的不恭。正是这份宽厚，让胡适在几十年之后，依然得到大多数人的赞赏。

正是他的自律为他带来了好的人缘，以至于在民国时候流行一句话“我的朋友胡适之”，社会各界人士都以和胡适交友为荣。

胡适晚年的时候，提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适一生提倡“自由主义”，但是在晚年却回到了“恕道”，这份宽厚仁恕，正是受教于他的母亲。

胡适在《我的母亲》中以下面这段话作为结束语：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岁零两三个月）便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