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舆论环境对中国式防疫充满偏见,随着疫情在本国爆发,对比之下滋生出愤怒,并为了卸责而向中国甩锅。从质疑中国疫情数据,到追责疫情蔓延的“原罪”,从批评中国物资质量问题,到指责中国外援抗疫动机,现在发展到美日鼓励企业撤离中国…… 疫情之下,发生一波又一波针对中国的争议事件。
我比较赞成这么几个观点:
(1)中美关系实际上已经破裂,正在走向全面对抗,新冷战已经来临,而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对中美关系以致命一击,疫情结束之时,就是中美分道扬镳之日。
(2)美国掀起的追责调查舆论攻势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起新一轮“极限施压”,为进
一步在经贸等问题上敲诈中国做准备。追责、调查、索赔都是服务于美国对华战略,通过炒作病毒源头,恶化中国国际形象,为后疫情时代进一步孤立、遏制、打压中国,和走向全面对抗做准备。
(3)美国发动的追责、索赔并非虚张声势,其实就是一起“国际群体事件”,如果没有人牵头、或是只有少数几个国家闹,中国大可不必理会,也奈何不了中国。但是如果那么多国家都开始起哄,尤其是由美国牵头,而且美国一些州也已经提起索赔诉讼,这个风险就绝对不能低估,中国必须做好最坏准备。一个极大的可能就是美国冻结扣押中国在美财产,包括国债,或企业资产,或某些特定个人的资产。
但是,反过来扪心自问:我们自己是不是无懈可击?
中美外交上一波又一波口水战,记者会成为战美擂台,在崔天凯大使一次次出面灭火之后,仍然硝烟弥漫。崔大使在采访中明确表示:我在此代表的是中国国家元首和中国政府,不是某个具体个人。这一表态应该足够强硬、足够有力、足够有份量吧?
但是,发言人的声调比他还高!外界观察到,中美外交冲突丝毫未见减弱的迹象。甚至在两国领导3月27日“应约”进行了一次电话沟通之后,在中国向美国展开医疗物资援助之后,在发言人的台子上,怼美仍然是主旋律。而在社交媒体、自媒体、朋友圈上,随着美国疫情迅速上升为全球第一,嘲笑、讥讽、幸灾乐祸不绝于耳。
本来借两国元首沟通后展开的联合抗疫恢复友好关系、实现中美合作向好的机遇,正在一点一点的丧失。
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开始焦虑:中美外交怎么啦?出了什么状况?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化解中美外交危机,其他所有危机将越演越烈,而不可收拾。
1 美国重回孤立主义,中国重回韬光养晦的外交路线
中国应该立足于关注国内建设,先做好自己的事情;在国际上,广交朋友,切忌四面出击,在境外拉长战线。
我们应该坚持邓公设计的外交政策,重点是:中国致力于和平建设,集中精力进行国内建设,不争论“姓社”和“姓资”问题;中国坚决贯彻执行独立自主的方针,不搞集团政治和势力范围,不与任何“大国结盟”;中国永远不称霸,不争夺世界领导权(永远不充当国际社会的“领袖”),不主导世界秩序;承认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的分歧,放弃意识形态的争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来往;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对美关系是中国优先考虑的外交关系,与美国建立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大国关系。
在外交实践中,(1)把化解中美关系僵局放到外交全局的首位。这是目前中国面对的所有国际关系中的关键和核心。中美关系稳定,则全球稳定。我们必须牢牢记住:有一万个理由可以证明搞好中美关系的重要性。直至今日,这一点也不能动摇。
(2)继续坚持韬光养晦不动摇。任何情况下,都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要忍得住、不急躁、不冲动。这是一种大格局的战略定力,是卧薪尝胆的力量蓄积,是忍辱负重背后的发愤图强,是坚强意志的持续展现,为的是养成兵精粮足、转弱为强。
(3)任何时候决不出头,绝不当第三世界领袖,要反思对非政策,改变撒钱买好的做法。现在非洲因广州驱逐非法滞留非裔而集体相怼的事件,对我们是一个预警:这种一言不合就翻脸的朋友不交也罢!应该说,广州非裔问题是长期养虎为患的结果,早就应该解决。只是选在疫情全球蔓延的今天去捅破,时间点不合适。毛泽东、邓小平一直强调:(处理问题的)时间、地点、条件。
(4)认真思考列宁的“退一步,进两步”和毛泽东的“不要四面出击”,学会妥协-这是政治、外交的关键与真谛,长袖善舞,广交朋友。我们再不能为了保持和某国的关系,而使中企在国际市场陷入困境!
2 不跟着美国的调子起舞,紧急行动起来进行危机公关
先说说非典时期温家宝、吴仪以负责人态度化解外交危机,对我们处理好新冠疫情下复杂的国际关系具有示范意义。
2003年2月底至3月初,中国爆发非典疫情,东盟首当其冲。国际舆论对中国表示不满,甚至指责中国隐瞒疫情,一些国家开始考虑不让中国人入境。4月29日,东盟10国首脑在曼谷召开特别峰会,共同商讨防治非典,原来没有邀请中国,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知晓后,提出中国希望与会,得到东盟支持,中国总理温家宝率团到会。
就任总理仅一个多月的温家宝临危受命,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参加非典峰会,进行危机公关,面临的国际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抵达曼谷机场后,温家宝在接受香港记者提问时,以略带悲怆的声调表示:“我这一次来,就是敢于面对现实和面对世界,请你相信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中国-东盟“10+1”峰会上,温家宝忍辱负重,他在开场白中说:“我是本着坦诚、负责、信任、合作的精神,前来参加这个会议的。他首先承认:“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灾害,我们缺乏预防和控制经验,应对机制不健全,一些地方和部门工作不力。”然后承诺:“中国政府是勇于面对困难、高度负责任的政府,时刻把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我们已经并且继续采取果断的措施,努力扭转这个局面。”除了口头承诺之外,温家宝表示,中国决定出资1000万元人民币设立专项基金,以支持与东盟合作抗击非典;中国将继续巩固和深化与东盟的经济合作。
通过这次会议,中国扭转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一些负面看法,树立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国际舆论对中国的指责转化为同情与支持,中国成为这次会议的最大赢家。外界评论,中国的成功来自温家宝高明的外交手腕和谦逊的个人作风。
当年5月20日,主管卫生工作的吴仪副总理出席世卫大会,坦诚疫情初期认识不足、公共卫生系统存在缺陷、防治工作有些被动三大教训,鞠躬道歉而迎来满堂掌声。
这是危机公关的范例,值得学习。作为新冠肺炎最先爆发地,我们也的确存在类似吴仪所说的那些问题,且不说鞠躬道歉,至少要保持低调、低调、再低调,谦卑、谦卑、再谦卑,万不可炫耀自己的抗疫“成功模式”,更不可批评、诟病别国的任何作为!
正确的做法是,把新冠病毒作为人类的共同敌人,唯一敌人,呼吁各国放弃歧见,携起手来,团结一致,共同抗疫;呼吁各国开放、分享感染者采样信息、研究成果,支持疫情结束后,由联合国主导对新冠病毒来源进行全面调查;呼吁全球医学界共享治疗新冠肺炎药物临床数据,共同研究、确定有效药物;呼吁全球共同研究新冠病毒疫苗,为人类最终战胜新冠病毒而努力…… 同时尽一切可能向疫情国家提供医疗防护设备和用品。
我们应该像当年温家宝、吴仪那样展开危机公关,讨论协调共同抗疫行动,慰问、祈福受病毒侵袭的各国人民。
关于后面一条,我们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时机,在疫情蔓延至国外、尤其是欧美成重灾区时就应该这样做。尤其是一些国家领导人及政府高官、议员确诊感染的第一时间,我们应该发出慰问、表示提供帮助。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这样做,甚至在加拿大总理特鲁因多妻子确诊而自我隔离、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确诊、英国首相约翰逊确诊并进入重症室,也没有这样做(实在是难以理解),以至于失去了最好的外交公关时机。
3 刷新外交发言人面孔 创新话语 重塑外交形象
我在昨天的文章中说过,什么是外交?外交的“交”,是交流、交往、交友,是国与国之间的润滑剂;而不是交锋、交战,搞僵、搞坏、撕裂国家关系。后者的刀兵相见是军人的事情,而非外交人员所为。
我们至今没有形成一套合适的外交话语表达体系,发言人态度太过强硬,语言太过简单、生硬。这种给国家形象带来负面影响外交方式应该改变,代之以友善、理性、睿智、幽默的外交发言,重建在国际舆论场的信任。
在这方面,开国总理周总理堪称典范。他睿智敏捷、幽默风趣,不管在何种场合,遇到什么样的对手,周总理从不硬怼对方,而都能以超人的智慧,应付自如,对手甭想占到便宜。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这里仅说他万隆会议化解争议的实例。
1955年,万隆会议,即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召开。当时,万隆会议一开始就面临各国对中国政府群起而攻之,周总理现场起草发言稿,第一句话是“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的,不是来吵架的”,第二句话是“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的而不是来立异的”,现场的紧张气氛立刻被扭转过来。因为分歧很大,会议要拿出什么成果,周总理强调求同存异,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活动,从而为新中国赢得了尊敬,赢得了朋友,与其他国家妥善处理分歧,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及“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载入史册的十项原则,成为世界历史进程中划时代的里程碑。
所以,外交答问代表国家立场、国家利益、国家形象,马虎不得,简单不得,生硬不得,更不能动辄怒发冲冠。
在这方面,资深外交官傅莹、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给国内外舆论场留下很好印象。
因此,我们是否必要刷新外交发言人面孔,重塑外交形象?
4 注重西方世界关切 淡化对外的意识形态宣传
先说一件陈年往事,即邓小平为打开中国改革开放局面果断停止对东南亚的电台广播。
当时的中国,“外忧”严峻:中苏关系恶化,中越关系紧张,而过去的左倾政策、特别是“文革”的“革命输出”,以及对周边国家华侨“血缘情结”和“爱国热情”的诉求,让东南亚、南亚邻国颇有戒心。为打破外交僵局,74岁高龄的邓公1978年10月选择访问被称为“美帝国主义走狗”的新加坡。李光耀向邓小平直言东南亚国家的担心:因为大量华侨的存在,毫无顾忌地诉诸中华民族的血缘情结,只会让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关系益发紧张。李光耀说,中国必须停止革命输出。邓小平停顿片刻后突然问:“你要我怎么做?”这倒让李光耀吃了一惊,他就大胆地说:“停止马共和印尼共在华南的电台广播,停止对游击队的支持。”邓小平回国后果断停止了对东南亚的电台广播。这成为中国恢复或重建外交关系,打开东南亚大门的关键一步。
李光耀后来回忆:“我从未见过一位共产党领袖,在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甚至还问我要他怎么做。尽管邓小平当时已经74岁,但当他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还是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
为了推进改革开放,重塑中国国际形象,邓公坚决反对“革命输出”,反对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论亲疏。他曾旗帜鲜明的指出:
现在我们在国际上采取的方针,就是稳住阵脚,把中国自己发展起来,不要张扬,韬光养晦,少说多干。发达国家对我们始终是有戒心的,随着中国的发展壮大,国际上有人会对我有敌视和恐惧心理,我们的态度是,朋友还要交,但心中要有数。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在外交活动中,要趋利避害,不为自己树立对立面。要埋头实干,发展自己,而且越发展越要谦虚。
这对于我们今天仍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近几年来,西方对中国防范、猜忌的心理日益加重,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宣传很反感,疑虑、戒心很重,成为我们同西方打交道的重要障碍。中国应当认清这一点,应该像当年邓公那样,果断改变,停止不适当的宣传,比如过分宣传中国抗疫经验、“庆祝式”的抗疫成功报导、对各国所谓“抗疫不力”的报导、评论等;进一步说,那种对比制度上的优劣、宣传(输出)中国道路和发展模式批评、甚至诟病西方国家的宣传是否合适,值得反省。
5 全面严格管控对外医疗援助
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从根本上改变外援医疗防护用品质量事故频发现状(其中也有报道“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的情况),停止宣传外援“有功”及暗含“感恩”之类的报导,高举人道主义旗帜,从而改变疫情外援的正面形象。
有人提问:疫情期间中国向其他国家提供了不少援助,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是否会因疫情有明显提升?郑永年这样回答:
这取决于中国能否找到一套合适的话语表达体系,让国际社会能从积极正面的角度去看待中国的援助,而不是相反。中国现在还是缺少合适的、能够被广泛接受的话语。“国际合作”本身不是话语,“大国责任”也容易被误解甚至有意曲解。坦率地讲,现在有一种思潮是认为中国援助其他国家防疫是“别有用心”,是要趁机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甚至是要“称霸”,这对中国不利。我认为,中国可以考虑以人道主义为旗帜,这是最容易被人接受和引起共鸣的。
另一方面,中国外援不能再出状况。为此,必须坚持所有外援医疗用品通过国家一个口子,列入国家清单,严格检查,同时严厉打击提供假冒伪劣、哄抬物价发国难财的的投机商。
所幸的是,国家已经采取措施了。
3月31日晚,商务部、海关总署、药监局针对近日我国医疗物资海外抗疫物资质量风波联合发文, 要求自4月1日起,出口包括新冠病毒检测试剂在内的医疗物资时,需取得我国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书,符合进口国(地区)的质量标准要求。
4月5日,商务部表示,严格查处医疗物资出口中出现的质量问题,切实维护中国制造的形象。
刚看到一则信息,国家处罚两家援外防疫用品问题企业。4月13日,国家医疗物资商业出口有关部门发出通告:
在开展防疫用品出口过程中,有的企业因产品质量问题被外方退货,扰乱防疫用品出口秩序,严重影响国家形象。现停止北京启迪区块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爱宝达科技(深圳)有限公司防疫用品出口。
可谓:亡羊补牢,犹未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