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舆论环境对中国式防疫充满偏见，随着疫情在本国爆发，对比之下滋生出愤怒，并为了卸责而向中国甩锅。从质疑中国疫情数据，到追责疫情蔓延的“原罪”，从批评中国物资质量问题，到指责中国外援抗疫动机，现在发展到美日鼓励企业撤离中国…… 疫情之下，发生一波又一波针对中国的争议事件。
我比较赞成这么几个观点：
（1）中美关系实际上已经破裂，正在走向全面对抗，新冷战已经来临，而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对中美关系以致命一击，疫情结束之时，就是中美分道扬镳之日。
（2）美国掀起的追责调查舆论攻势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起新一轮“极限施压”，为进
一步在经贸等问题上敲诈中国做准备。追责、调查、索赔都是服务于美国对华战略，通过炒作病毒源头，恶化中国国际形象，为后疫情时代进一步孤立、遏制、打压中国，和走向全面对抗做准备。
（3）美国发动的追责、索赔并非虚张声势，其实就是一起“国际群体事件”，如果没有人牵头、或是只有少数几个国家闹，中国大可不必理会，也奈何不了中国。但是如果那么多国家都开始起哄，尤其是由美国牵头，而且美国一些州也已经提起索赔诉讼，这个风险就绝对不能低估，中国必须做好最坏准备。一个极大的可能就是美国冻结扣押中国在美财产，包括国债，或企业资产，或某些特定个人的资产。
但是，反过来扪心自问：我们自己是不是无懈可击？
中美外交上一波又一波口水战，记者会成为战美擂台，在崔天凯大使一次次出面灭火之后，仍然硝烟弥漫。崔大使在采访中明确表示：我在此代表的是中国国家元首和中国政府，不是某个具体个人。这一表态应该足够强硬、足够有力、足够有份量吧？
但是，发言人的声调比他还高！外界观察到，中美外交冲突丝毫未见减弱的迹象。甚至在两国领导3月27日“应约”进行了一次电话沟通之后，在中国向美国展开医疗物资援助之后，在发言人的台子上，怼美仍然是主旋律。而在社交媒体、自媒体、朋友圈上，随着美国疫情迅速上升为全球第一，嘲笑、讥讽、幸灾乐祸不绝于耳。
本来借两国元首沟通后展开的联合抗疫恢复友好关系、实现中美合作向好的机遇，正在一点一点的丧失。
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开始焦虑：中美外交怎么啦？出了什么状况？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化解中美外交危机，其他所有危机将越演越烈，而不可收拾。
1 美国重回孤立主义，中国重回韬光养晦的外交路线
中国应该立足于关注国内建设，先做好自己的事情；在国际上，广交朋友，切忌四面出击，在境外拉长战线。
我们应该坚持邓公设计的外交政策，重点是：中国致力于和平建设，集中精力进行国内建设，不争论“姓社”和“姓资”问题；中国坚决贯彻执行独立自主的方针，不搞集团政治和势力范围，不与任何“大国结盟”；中国永远不称霸，不争夺世界领导权（永远不充当国际社会的“领袖”），不主导世界秩序；承认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的分歧，放弃意识形态的争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来往；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对美关系是中国优先考虑的外交关系，与美国建立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大国关系。
在外交实践中，（1）把化解中美关系僵局放到外交全局的首位。这是目前中国面对的所有国际关系中的关键和核心。中美关系稳定，则全球稳定。我们必须牢牢记住：有一万个理由可以证明搞好中美关系的重要性。直至今日，这一点也不能动摇。
（2）继续坚持韬光养晦不动摇。任何情况下，都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要忍得住、不急躁、不冲动。这是一种大格局的战略定力，是卧薪尝胆的力量蓄积，是忍辱负重背后的发愤图强，是坚强意志的持续展现，为的是养成兵精粮足、转弱为强。
（3）任何时候决不出头，绝不当第三世界领袖，要反思对非政策，改变撒钱买好的做法。现在非洲因广州驱逐非法滞留非裔而集体相怼的事件，对我们是一个预警：这种一言不合就翻脸的朋友不交也罢！应该说，广州非裔问题是长期养虎为患的结果，早就应该解决。只是选在疫情全球蔓延的今天去捅破，时间点不合适。毛泽东、邓小平一直强调：（处理问题的）时间、地点、条件。
（4）认真思考列宁的“退一步，进两步”和毛泽东的“不要四面出击”，学会妥协-这是政治、外交的关键与真谛，长袖善舞，广交朋友。我们再不能为了保持和某国的关系，而使中企在国际市场陷入困境！
2 不跟着美国的调子起舞，紧急行动起来进行危机公关
先说说非典时期温家宝、吴仪以负责人态度化解外交危机，对我们处理好新冠疫情下复杂的国际关系具有示范意义。
2003年2月底至3月初，中国爆发非典疫情，东盟首当其冲。国际舆论对中国表示不满，甚至指责中国隐瞒疫情，一些国家开始考虑不让中国人入境。4月29日，东盟10国首脑在曼谷召开特别峰会，共同商讨防治非典，原来没有邀请中国，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知晓后，提出中国希望与会，得到东盟支持，中国总理温家宝率团到会。
就任总理仅一个多月的温家宝临危受命，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参加非典峰会，进行危机公关，面临的国际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抵达曼谷机场后，温家宝在接受香港记者提问时，以略带悲怆的声调表示：“我这一次来，就是敢于面对现实和面对世界，请你相信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中国-东盟“10＋1”峰会上，温家宝忍辱负重，他在开场白中说：“我是本着坦诚、负责、信任、合作的精神，前来参加这个会议的。他首先承认：“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灾害，我们缺乏预防和控制经验，应对机制不健全，一些地方和部门工作不力。”然后承诺：“中国政府是勇于面对困难、高度负责任的政府，时刻把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我们已经并且继续采取果断的措施，努力扭转这个局面。”除了口头承诺之外，温家宝表示，中国决定出资1000万元人民币设立专项基金，以支持与东盟合作抗击非典；中国将继续巩固和深化与东盟的经济合作。
通过这次会议，中国扭转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一些负面看法，树立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国际舆论对中国的指责转化为同情与支持，中国成为这次会议的最大赢家。外界评论，中国的成功来自温家宝高明的外交手腕和谦逊的个人作风。
当年5月20日，主管卫生工作的吴仪副总理出席世卫大会，坦诚疫情初期认识不足、公共卫生系统存在缺陷、防治工作有些被动三大教训，鞠躬道歉而迎来满堂掌声。
这是危机公关的范例，值得学习。作为新冠肺炎最先爆发地，我们也的确存在类似吴仪所说的那些问题，且不说鞠躬道歉，至少要保持低调、低调、再低调，谦卑、谦卑、再谦卑，万不可炫耀自己的抗疫“成功模式”，更不可批评、诟病别国的任何作为！
正确的做法是，把新冠病毒作为人类的共同敌人，唯一敌人，呼吁各国放弃歧见，携起手来，团结一致，共同抗疫；呼吁各国开放、分享感染者采样信息、研究成果，支持疫情结束后，由联合国主导对新冠病毒来源进行全面调查；呼吁全球医学界共享治疗新冠肺炎药物临床数据，共同研究、确定有效药物；呼吁全球共同研究新冠病毒疫苗，为人类最终战胜新冠病毒而努力…… 同时尽一切可能向疫情国家提供医疗防护设备和用品。
我们应该像当年温家宝、吴仪那样展开危机公关，讨论协调共同抗疫行动，慰问、祈福受病毒侵袭的各国人民。
关于后面一条，我们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时机，在疫情蔓延至国外、尤其是欧美成重灾区时就应该这样做。尤其是一些国家领导人及政府高官、议员确诊感染的第一时间，我们应该发出慰问、表示提供帮助。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这样做，甚至在加拿大总理特鲁因多妻子确诊而自我隔离、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确诊、英国首相约翰逊确诊并进入重症室，也没有这样做（实在是难以理解），以至于失去了最好的外交公关时机。
3 刷新外交发言人面孔 创新话语 重塑外交形象
我在昨天的文章中说过，什么是外交？外交的“交”，是交流、交往、交友，是国与国之间的润滑剂；而不是交锋、交战，搞僵、搞坏、撕裂国家关系。后者的刀兵相见是军人的事情，而非外交人员所为。
我们至今没有形成一套合适的外交话语表达体系，发言人态度太过强硬，语言太过简单、生硬。这种给国家形象带来负面影响外交方式应该改变，代之以友善、理性、睿智、幽默的外交发言，重建在国际舆论场的信任。
在这方面，开国总理周总理堪称典范。他睿智敏捷、幽默风趣，不管在何种场合，遇到什么样的对手，周总理从不硬怼对方，而都能以超人的智慧，应付自如，对手甭想占到便宜。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这里仅说他万隆会议化解争议的实例。
1955年，万隆会议，即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召开。当时，万隆会议一开始就面临各国对中国政府群起而攻之，周总理现场起草发言稿，第一句话是“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的，不是来吵架的”，第二句话是“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的而不是来立异的”，现场的紧张气氛立刻被扭转过来。因为分歧很大，会议要拿出什么成果，周总理强调求同存异，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活动，从而为新中国赢得了尊敬，赢得了朋友，与其他国家妥善处理分歧，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及“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载入史册的十项原则，成为世界历史进程中划时代的里程碑。
所以，外交答问代表国家立场、国家利益、国家形象，马虎不得，简单不得，生硬不得，更不能动辄怒发冲冠。
在这方面，资深外交官傅莹、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给国内外舆论场留下很好印象。
因此，我们是否必要刷新外交发言人面孔，重塑外交形象？
4 注重西方世界关切 淡化对外的意识形态宣传
先说一件陈年往事，即邓小平为打开中国改革开放局面果断停止对东南亚的电台广播。
当时的中国，“外忧”严峻：中苏关系恶化，中越关系紧张，而过去的左倾政策、特别是“文革”的“革命输出”，以及对周边国家华侨“血缘情结”和“爱国热情”的诉求，让东南亚、南亚邻国颇有戒心。为打破外交僵局，74岁高龄的邓公1978年10月选择访问被称为“美帝国主义走狗”的新加坡。李光耀向邓小平直言东南亚国家的担心：因为大量华侨的存在，毫无顾忌地诉诸中华民族的血缘情结，只会让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关系益发紧张。李光耀说，中国必须停止革命输出。邓小平停顿片刻后突然问：“你要我怎么做？”这倒让李光耀吃了一惊，他就大胆地说：“停止马共和印尼共在华南的电台广播，停止对游击队的支持。”邓小平回国后果断停止了对东南亚的电台广播。这成为中国恢复或重建外交关系，打开东南亚大门的关键一步。
李光耀后来回忆:“我从未见过一位共产党领袖，在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甚至还问我要他怎么做。尽管邓小平当时已经74岁，但当他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还是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
为了推进改革开放，重塑中国国际形象，邓公坚决反对“革命输出”，反对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论亲疏。他曾旗帜鲜明的指出：
现在我们在国际上采取的方针，就是稳住阵脚，把中国自己发展起来，不要张扬，韬光养晦，少说多干。发达国家对我们始终是有戒心的，随着中国的发展壮大，国际上有人会对我有敌视和恐惧心理，我们的态度是，朋友还要交，但心中要有数。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在外交活动中，要趋利避害，不为自己树立对立面。要埋头实干，发展自己，而且越发展越要谦虚。
这对于我们今天仍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近几年来，西方对中国防范、猜忌的心理日益加重，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宣传很反感，疑虑、戒心很重，成为我们同西方打交道的重要障碍。中国应当认清这一点，应该像当年邓公那样，果断改变，停止不适当的宣传，比如过分宣传中国抗疫经验、“庆祝式”的抗疫成功报导、对各国所谓“抗疫不力”的报导、评论等；进一步说，那种对比制度上的优劣、宣传(输出)中国道路和发展模式批评、甚至诟病西方国家的宣传是否合适，值得反省。
5 全面严格管控对外医疗援助
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从根本上改变外援医疗防护用品质量事故频发现状（其中也有报道“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的情况），停止宣传外援“有功”及暗含“感恩”之类的报导，高举人道主义旗帜，从而改变疫情外援的正面形象。
有人提问：疫情期间中国向其他国家提供了不少援助，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是否会因疫情有明显提升？郑永年这样回答：
这取决于中国能否找到一套合适的话语表达体系，让国际社会能从积极正面的角度去看待中国的援助，而不是相反。中国现在还是缺少合适的、能够被广泛接受的话语。“国际合作”本身不是话语，“大国责任”也容易被误解甚至有意曲解。坦率地讲，现在有一种思潮是认为中国援助其他国家防疫是“别有用心”，是要趁机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甚至是要“称霸”，这对中国不利。我认为，中国可以考虑以人道主义为旗帜，这是最容易被人接受和引起共鸣的。
另一方面，中国外援不能再出状况。为此，必须坚持所有外援医疗用品通过国家一个口子，列入国家清单，严格检查，同时严厉打击提供假冒伪劣、哄抬物价发国难财的的投机商。
所幸的是，国家已经采取措施了。
3月31日晚，商务部、海关总署、药监局针对近日我国医疗物资海外抗疫物资质量风波联合发文， 要求自4月1日起，出口包括新冠病毒检测试剂在内的医疗物资时，需取得我国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书，符合进口国（地区）的质量标准要求。
4月5日，商务部表示，严格查处医疗物资出口中出现的质量问题，切实维护中国制造的形象。
刚看到一则信息，国家处罚两家援外防疫用品问题企业。4月13日，国家医疗物资商业出口有关部门发出通告：
在开展防疫用品出口过程中，有的企业因产品质量问题被外方退货，扰乱防疫用品出口秩序，严重影响国家形象。现停止北京启迪区块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爱宝达科技（深圳）有限公司防疫用品出口。
可谓：亡羊补牢，犹未晚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