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正站在危險的懸崖邊緣，須緊急公關化解危機！

西方輿論環境對中國式防疫充滿偏見，隨著疫情在本國爆發，對比之下滋生出憤怒，併為了卸責而向中國甩鍋。從質疑中國疫情數據，到追責疫情蔓延的“原罪”，從批評中國物資質量問題，到指責中國外援抗疫動機，現在發展到美日鼓勵企業撤離中國…… 疫情之下，發生一波又一波針對中國的爭議事件。

我比較贊成這麼幾個觀點：

（1）中美關係實際上已經破裂，正在走向全面對抗，新冷戰已經來臨，而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對中美關係以致命一擊，疫情結束之時，就是中美分道揚鑣之日。

（2）美國掀起的追責調查輿論攻勢是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發起新一輪“極限施壓”，為進

一步在經貿等問題上敲詐中國做準備。追責、調查、索賠都是服務於美國對華戰略，通過炒作病毒源頭，惡化中國國際形象，為後疫情時代進一步孤立、遏制、打壓中國，和走向全面對抗做準備。

（3）美國發動的追責、索賠並非虛張聲勢，其實就是一起“國際群體事件”，如果沒有人牽頭、或是隻有少數幾個國家鬧，中國大可不必理會，也奈何不了中國。但是如果那麼多國家都開始起鬨，尤其是由美國牽頭，而且美國一些州也已經提起索賠訴訟，這個風險就絕對不能低估，中國必須做好最壞準備。一個極大的可能就是美國凍結釦押中國在美財產，包括國債，或企業資產，或某些特定個人的資產。

但是，反過來捫心自問：我們自己是不是無懈可擊？

中美外交上一波又一波口水戰，記者會成為戰美擂臺，在崔天凱大使一次次出面滅火之後，仍然硝煙瀰漫。崔大使在採訪中明確表示：我在此代表的是中國國家元首和中國政府，不是某個具體個人。這一表態應該足夠強硬、足夠有力、足夠有份量吧？

但是，發言人的聲調比他還高！外界觀察到，中美外交衝突絲毫未見減弱的跡象。甚至在兩國領導3月27日“應約”進行了一次電話溝通之後，在中國向美國展開醫療物資援助之後，在發言人的臺子上，懟美仍然是主旋律。而在社交媒體、自媒體、朋友圈上，隨著美國疫情迅速上升為全球第一，嘲笑、譏諷、幸災樂禍不絕於耳。

本來借兩國元首溝通後展開的聯合抗疫恢復友好關係、實現中美合作向好的機遇，正在一點一點的喪失。

一些有識之士已經開始焦慮：中美外交怎麼啦？出了什麼狀況？如果不能及時、有效化解中美外交危機，其他所有危機將越演越烈，而不可收拾。

1  美國重回孤立主義，中國重回韜光養晦的外交路線

中國應該立足於關注國內建設，先做好自己的事情；在國際上，廣交朋友，切忌四面出擊，在境外拉長戰線。

我們應該堅持鄧公設計的外交政策，重點是：中國致力於和平建設，集中精力進行國內建設，不爭論“姓社”和“姓資”問題；中國堅決貫徹執行獨立自主的方針，不搞集團政治和勢力範圍，不與任何“大國結盟”；中國永遠不稱霸，不爭奪世界領導權（永遠不充當國際社會的“領袖”），不主導世界秩序；承認社會制度、價值觀念的分歧，放棄意識形態的爭論，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同所有國家來往；中美關係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對美關係是中國優先考慮的外交關係，與美國建立和平共處、友好合作的大國關係。

在外交實踐中，**（1）把化解中美關係僵局放到外交全局的首位。**這是目前中國面對的所有國際關係中的關鍵和核心。中美關係穩定，則全球穩定。我們必須牢牢記住：有一萬個理由可以證明搞好中美關係的重要性。直至今日，這一點也不能動搖。

（2）繼續堅持韜光養晦不動搖。任何情況下，都要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要忍得住、不急躁、不衝動。這是一種大格局的戰略定力，是臥薪嚐膽的力量蓄積，是忍辱負重背後的發憤圖強，是堅強意志的持續展現，為的是養成兵精糧足、轉弱為強。

**（3）任何時候決不出頭，絕不當第三世界領袖，**要反思對非政策，改變撒錢買好的做法。現在非洲因廣州驅逐非法滯留非裔而集體相懟的事件，對我們是一個預警：**這種一言不合就翻臉的朋友不交也罷！**應該說，廣州非裔問題是長期養虎為患的結果，早就應該解決。只是選在疫情全球蔓延的今天去捅破，時間點不合適。毛澤東、鄧小平一直強調：（處理問題的）時間、地點、條件。

**（4）認真思考列寧的“退一步，進兩步”和毛澤東的“不要四面出擊”，學會妥協-這是政治、外交的關鍵與真諦，長袖善舞，廣交朋友。**我們再不能為了保持和某國的關係，而使中企在國際市場陷入困境！

2 不跟著美國的調子起舞，緊急行動起來進行危機公關

先說說非典時期溫家寶、吳儀以負責人態度化解外交危機，對我們處理好新冠疫情下複雜的國際關係具有示範意義。

2003年2月底至3月初，中國爆發非典疫情，東盟首當其衝。國際輿論對中國表示不滿，甚至指責中國隱瞞疫情，一些國家開始考慮不讓中國人入境。4月29日，東盟10國首腦在曼谷召開特別峰會，共同商討防治非典，原來沒有邀請中國，時任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戴秉國知曉後，提出中國希望與會，得到東盟支持，中國總理溫家寶率團到會。

就任總理僅一個多月的溫家寶臨危受命，在這種“內憂外患”的情況下參加非典峰會，進行危機公關，面臨的國際壓力之大可想而知。抵達曼谷機場後，溫家寶在接受香港記者提問時，以略帶悲愴的聲調錶示：“我這一次來，就是敢於面對現實和麵對世界，請你相信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在中國-東盟“10＋1”峰會上，溫家寶忍辱負重，他在開場白中說：“我是本著坦誠、負責、信任、合作的精神，前來參加這個會議的。他首先承認：“面對這場突如其來的疫情災害，我們缺乏預防和控制經驗，應對機制不健全，一些地方和部門工作不力。”然後承諾：“中國政府是勇於面對困難、高度負責任的政府，時刻把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我們已經並且繼續採取果斷的措施，努力扭轉這個局面。”除了口頭承諾之外，溫家寶表示，中國決定出資1000萬元人民幣設立專項基金，以支持與東盟合作抗擊非典；中國將繼續鞏固和深化與東盟的經濟合作。

通過這次會議，中國扭轉了國際社會對中國的一些負面看法，樹立了一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國際輿論對中國的指責轉化為同情與支持，中國成為這次會議的最大贏家。外界評論，中國的成功來自溫家寶高明的外交手腕和謙遜的個人作風。

當年5月20日，主管衛生工作的吳儀副總理出席世衛大會，坦誠疫情初期認識不足、公共衛生系統存在缺陷、防治工作有些被動三大教訓，鞠躬道歉而迎來滿堂掌聲。

這是危機公關的範例，值得學習。作為新冠肺炎最先爆發地，我們也的確存在類似吳儀所說的那些問題，且不說鞠躬道歉，至少要保持低調、低調、再低調，謙卑、謙卑、再謙卑，萬不可炫耀自己的抗疫“成功模式”，更不可批評、詬病別國的任何作為！

正確的做法是，把新冠病毒作為人類的共同敵人，唯一敵人，呼籲各國放棄歧見，攜起手來，團結一致，共同抗疫；呼籲各國開放、分享感染者採樣信息、研究成果，支持疫情結束後，由聯合國主導對新冠病毒來源進行全面調查；呼籲全球醫學界共享治療新冠肺炎藥物臨床數據，共同研究、確定有效藥物；呼籲全球共同研究新冠病毒疫苗，為人類最終戰勝新冠病毒而努力…… 同時盡一切可能向疫情國家提供醫療防護設備和用品。

我們應該像當年溫家寶、吳儀那樣展開危機公關，討論協調共同抗疫行動，慰問、祈福受病毒侵襲的各國人民。

關於後面一條，我們已經錯過了最好的時機，在疫情蔓延至國外、尤其是歐美成重災區時就應該這樣做。尤其是一些國家領導人及政府高官、議員確診感染的第一時間，我們應該發出慰問、表示提供幫助。遺憾的是，我們沒有這樣做，甚至在加拿大總理特魯因多妻子確診而自我隔離、英國王儲查爾斯王子確診、英國首相約翰遜確診並進入重症室，也沒有這樣做（實在是難以理解），以至於失去了最好的外交公關時機。

3  刷新外交發言人面孔 創新話語 重塑外交形象

我在昨天的文章中說過，**什麼是外交？外交的“交”，是交流、交往、交友，是國與國之間的潤滑劑；而不是交鋒、交戰，搞僵、搞壞、撕裂國家關係。**後者的刀兵相見是軍人的事情，而非外交人員所為。

我們至今沒有形成一套合適的外交話語表達體系，發言人態度太過強硬，語言太過簡單、生硬。這種給國家形象帶來負面影響外交方式應該改變，代之以友善、理性、睿智、幽默的外交發言，重建在國際輿論場的信任。

在這方面，開國總理周總理堪稱典範。他睿智敏捷、幽默風趣，不管在何種場合，遇到什麼樣的對手，周總理從不硬懟對方，而都能以超人的智慧，應付自如，對手甭想佔到便宜。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這裡僅說他萬隆會議化解爭議的實例。

1955年，萬隆會議，即第一次亞非會議在印度尼西亞召開。當時，萬隆會議一開始就面臨各國對中國政府群起而攻之，周總理現場起草發言稿，第一句話是“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的，不是來吵架的”，第二句話是“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的而不是來立異的”，現場的緊張氣氛立刻被扭轉過來。因為分歧很大，會議要拿出什麼成果，周總理強調求同存異，進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活動，從而為新中國贏得了尊敬，贏得了朋友，與其他國家妥善處理分歧，通過了《亞非會議最後公報》及“關於促進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提出了載入史冊的十項原則，成為世界歷史進程中劃時代的里程碑。

所以，外交答問代表國家立場、國家利益、國家形象，馬虎不得，簡單不得，生硬不得，更不能動輒怒髮衝冠。

在這方面，資深外交官傅瑩、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給國內外輿論場留下很好印象。

因此，我們是否必要刷新外交發言人面孔，重塑外交形象？

4  注重西方世界關切 淡化對外的意識形態宣傳

先說一件陳年往事，即鄧小平為打開中國改革開放局面果斷停止對東南亞的電臺廣播。

當時的中國，“外憂”嚴峻：中蘇關係惡化，中越關係緊張，而過去的左傾政策、特別是“文革”的“革命輸出”，以及對周邊國家華僑“血緣情結”和“愛國熱情”的訴求，讓東南亞、南亞鄰國頗有戒心。為打破外交僵局，74歲高齡的鄧公1978年10月選擇訪問被稱為“美帝國主義走狗”的新加坡。李光耀向鄧小平直言東南亞國家的擔心：因為大量華僑的存在，毫無顧忌地訴諸中華民族的血緣情結，只會讓這些國家與中國的關係益發緊張。李光耀說，中國必須停止革命輸出。鄧小平停頓片刻後突然問：“你要我怎麼做？”這倒讓李光耀吃了一驚，他就大膽地說：“停止馬共和印尼共在華南的電臺廣播，停止對游擊隊的支持。”鄧小平回國後果斷停止了對東南亞的電臺廣播。這成為中國恢復或重建外交關係，打開東南亞大門的關鍵一步。

李光耀後來回憶:“我從未見過一位共產黨領袖，在現實面前會願意放棄一己之見，甚至還問我要他怎麼做。儘管鄧小平當時已經74歲，但當他面對不愉快的現實時，他還是隨時準備改變自己的想法。”

為了推進改革開放，重塑中國國際形象，鄧公堅決反對“革命輸出”，反對以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異同論親疏。他曾旗幟鮮明的指出：

現在我們在國際上採取的方針，就是穩住陣腳，把中國自己發展起來，不要張揚，韜光養晦，少說多幹。發達國家對我們始終是有戒心的，隨著中國的發展壯大，國際上有人會對我有敵視和恐懼心理，我們的態度是，朋友還要交，但心中要有數。不隨便批評別人，指責別人，過頭的話不要講，過頭的事不要做。在外交活動中，要趨利避害，不為自己樹立對立面。要埋頭實幹，發展自己，而且越發展越要謙虛。

這對於我們今天仍然具有重要借鑑意義。

近幾年來，西方對中國防範、猜忌的心理日益加重，對中國的意識形態宣傳很反感，疑慮、戒心很重，成為我們同西方打交道的重要障礙。中國應當認清這一點，應該像當年鄧公那樣，果斷改變，停止不適當的宣傳，比如過分宣傳中國抗疫經驗、“慶祝式”的抗疫成功報導、對各國所謂“抗疫不力”的報導、評論等；進一步說，那種對比制度上的優劣、宣傳(輸出)中國道路和發展模式批評、甚至詬病西方國家的宣傳是否合適，值得反省。

5 全面嚴格管控對外醫療援助

必須採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從根本上改變外援醫療防護用品質量事故頻發現狀（其中也有報道“與實際情況並不相符”的情況），停止宣傳外援“有功”及暗含“感恩”之類的報導，高舉人道主義旗幟，從而改變疫情外援的正面形象。

有人提問：疫情期間中國向其他國家提供了不少援助，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是否會因疫情有明顯提升？鄭永年這樣回答：

這取決於中國能否找到一套合適的話語表達體系，讓國際社會能從積極正面的角度去看待中國的援助，而不是相反。中國現在還是缺少合適的、能夠被廣泛接受的話語。“國際合作”本身不是話語，“大國責任”也容易被誤解甚至有意曲解。坦率地講，現在有一種思潮是認為中國援助其他國家防疫是“別有用心”，是要趁機把自己的價值觀強加於人甚至是要“稱霸”，這對中國不利。我認為，中國可以考慮以人道主義為旗幟，這是最容易被人接受和引起共鳴的。

另一方面，中國外援不能再出狀況。為此，必須堅持所有外援醫療用品通過國家一個口子，列入國家清單，嚴格檢查，同時嚴厲打擊提供假冒偽劣、哄抬物價發國難財的的投機商。

所幸的是，國家已經採取措施了。

3月31日晚，商務部、海關總署、藥監局針對近日我國醫療物資海外抗疫物資質量風波聯合發文， 要求自4月1日起，出口包括新冠病毒檢測試劑在內的醫療物資時，需取得我國醫療器械產品註冊證書，符合進口國（地區）的質量標準要求。

4月5日，商務部表示，嚴格查處醫療物資出口中出現的質量問題，切實維護中國製造的形象。

剛看到一則信息，國家處罰兩家援外防疫用品問題企業。4月13日，國家醫療物資商業出口有關部門發出通告：

在開展防疫用品出口過程中，有的企業因產品質量問題被外方退貨，擾亂防疫用品出口秩序，嚴重影響國家形象。現停止北京啟迪區塊鏈科技發展有限公司、愛寶達科技（深圳）有限公司防疫用品出口。

可謂：亡羊補牢，猶未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