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功而返的鄧小平政治改革議題：反對權力過分集中和個人專斷

鄧小平啟動政治改革議程

為了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經濟建設上來，鄧小平刻意淡化意識形態紛爭，不再提“政治掛帥”，不再提“黨的一元化領導”，要求不爭論“姓社、姓資”問題；

為了強化政府職能，他反對黨政不分、以黨代政，主張黨政分開；

為了集思廣益、落實民主集中制原則，他反對權力過分集中，主張集體領導；

為了實現權力平穩過渡，他反對領導幹部終身制，為此而自上而下設立顧問委員會，作為新老交替的過渡性組織，並重設中央書記處作為集體接班的重要制度安排；

為防止個人專斷，取銷了中共中央“主席”一職，重設中共中央總書記-按照當年胡喬木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總書記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召集人，而非至高無上的最終決斷者……

從這些方面看，鄧小平實際上已經啟動了中國政治改革議程。

但是，遺憾的是，鄧小平的政治改革因為1988年的激進價格改革（被成為“價格闖關”）和隨之而來的1989年的“六四事件”，更加上蘇聯解體而戛然而止。

反思這一過程，最大的遺憾在於鄧小平沒有將權力交接和集體領導制度納入民主制度軌道，以至於中顧委成為太上皇，兩任總書記都被廢黜；鄧小平更沒有勇氣改革一黨制，實行真正意義上的多黨制-這一點他比不上蔣經國。

儘管如此，回故鄧小平上臺初期啟動的政治改革，對於探討中國未來的政治走向仍然具有重要意義。

為政治改革掃清道路

鄧小平當時有關政治改革的觀點，比較集中的體現在他在1980年8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題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中。從這個講話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共體制性問題。

1980年8月18日，中共舉行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主要是討論中共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以及一些有關問題。

這次會議的重點之一，是討論國務院領導成員的變動，並將此作為五屆人大三次會議的主要議題之一。

這次變動，包括削弱華國鋒的權力，他不再兼任總理，而由趙紫陽接替；

鄧小平、李先念、陳雲、徐向前、王震、王任重不兼任副總理；

同意陳永貴請求解除他的副總理職務；

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和政協副主席的人選，經過與有關各方協商，也準備建議做一些變動。

這次人事變動，一方面為建立胡耀邦-趙紫陽體制創造條件，另一方面旨在推出中央顧問委員會，如此逐步實現新老交替。歸根到底是為即將展開的政治改革掃清障礙。

中共存在的體制性問題

鄧小平那篇題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從上述國務院負責人人選的調整入手，談到了中共存在的體制性問題，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議題。

關於中共存在的體制性問題，鄧小平著重談到了四個方面：

（一）權力不宜過分集中。鄧小平指出，權力過分集中，妨礙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和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實行，妨礙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妨礙集體智慧的發揮，容易造成個人專斷，破壞集體領導，也是在新的條件下產生官僚主義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兼職、副職不宜過多。一個人的知識、經驗、精力有限，左右上下兼職過多，工作難以深入，特別是妨礙選拔更多更適當的同志來擔任領導工作。副職過多，效率難以提高，容易助長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

（三）著手解決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問題。鄧公指出，中央一部分主要領導同志不兼任政府職務，可以集中精力管黨，管路線、方針、政策。這樣做，有利於加強和改善中央的統一領導，有利於建立各級政府自上而下的強有力的工作系統，管好政府職權範圍的工作。

（四）從長遠著想，解決好交接班的問題。鄧公說，老同志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責任重大，而他們現在第一位的任務，是幫助黨組織正確地選擇接班人。這是一個莊嚴的職責。讓比較年輕的同志走上第一線，老同志當好他們的參謀，支持他們的工作，這是保持黨和政府正確領導的連續性、穩定性的重大戰略措施。

中共的官僚主義弊端

在指出以上問題之後，鄧小平在第三部分大篇幅指出中共體制的弊端。

鄧小平指出：黨和國家現行的一些具體制度中，還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礙甚至嚴重妨礙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發揮。如不認真改革，就很難適應現代化建設的迫切需要，我們就要嚴重地脫離廣大群眾。

從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幹部制度方面來說，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制現象，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

鄧小平列舉了官僚主義的種種表現和危害：高高在上，濫用權力，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好擺門面，好說空話，思想僵化，墨守成規，機構臃腫，人浮於事，辦事拖拉，不講效率，不負責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諉，以至官氣十足，動輒訓人，打擊報復，壓制民主，欺上瞞下，專橫跋扈，徇私行賄，貪贓枉法，等等。

他指出，官僚主義現象是我們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廣泛存在的一個大問題。這無論在我們的內部事務中，或是在國際交往中，都已達到令人無法容忍的地步。

鄧小平認為，這種官僚主義同我們長期認為社會主義制度和計劃管理制度必須對經濟、政治、文化、社會都實行中央高度集權的管理體制有密切關係。它是一種長期存在的、複雜的歷史現象。

針對中央高度集權的管理體制，鄧公一陣見血地指出，我們的各級領導機關，都管了很多不該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規章，放在下面，放在企業、事業、社會單位，讓他們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處理，本來可以很好辦，但是統統拿到黨政領導機關、拿到中央部門來，就很難辦。

鄧公說，誰也沒有這樣的神通，能夠辦這麼繁重而生疏的事情。

他尖銳的指出，這可以說是目前我們所特有的官僚主義的一個總病根。

官僚主義的另一病根是，我們的黨政機構以及各種企業、事業領導機構中，長期缺少嚴格的從上而下的行政法規和個人負責制，缺少對於每個機關乃至每個人的職責權限的嚴格明確的規定，以至事無大小，往往無章可循，絕大多數人往往不能獨立負責地處理他所應當處理的問題，只好成天忙於請示報告，批轉文件。

鄧公數舉各種官僚主義現象：

有些本位主義嚴重的人，甚至遇到責任互相推諉，遇到權利互相爭奪，扯不完的皮。還有，幹部缺少正常的錄用、獎懲、退休、退職、淘汰辦法，反正工作好壞都是鐵飯碗，能進不能出，能上不能下。

這些情況，必然造成機構臃腫，層次多，副職多，閒職多，而機構臃腫又必然促成官僚主義的發展。

針對這些弊端，他指出必須從根本上改變這些制度。

鄧公強調從制度層面解決問題。他說，官僚主義還有思想作風問題的一面，但是制度問題不解決，思想作風問題也解決不了。所以，過去我們雖也多次反過官僚主義，但是收效甚微。解決以上所說的制度問題，要進行大量的工作，包括進行教育和思想鬥爭，但是非做不可，否則，我們的經濟事業和各項工作都不可能有效地前進。

權力集中的根源：黨的一元化領導

鄧公更尖銳指出，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就是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不適當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權力集中於黨委，黨委的權力又往往集中於幾個書記，特別是集中於第一書記，什麼事都要第一書記掛帥、拍板。黨的一元化領導，往往因此而變成了個人領導。

全國各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這個問題。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或少數人手裡，多數辦事的人無權決定，少數有權的人負擔過重，必然造成官僚主義，必然要犯各種錯誤，必然要損害各級黨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制、個人分工負責制等等。

這種現象，同我國曆史上封建專制主義的影響有關，也同共產國際時期實行的各國黨的工作中領導者個人高度集權的傳統有關。

我們歷史上多次過分強調黨的集中統一，過分強調反對分散主義、鬧獨立性，很少強調必要的分權和自主權，很少反對個人過分集權。

過去在中央和地方之間，分過幾次權，但每次都沒有涉及到黨同政府、經濟組織、群眾團體等等之間如何劃分職權範圍的問題。

但是，不得不說鄧小平還有一種矛盾的心理。他在反對權力過分集中的同時，又說：我不是說不要強調黨的集中統一，不是說任何情況下強調集中統一都不對，也不是說不要反對分散主義、鬧獨立性，問題都在於“過分”，而且對什麼是分散主義、鬧獨立性也沒有搞得很清楚。

有一點他看得很清楚，中共成為全國的執政黨，中心任務已經不同於過去革命年代，面對極為繁重複雜的建設的任務，他認為權力過分集中，越來越不能適應這種形勢。

他更認為，對這個問題長期沒有足夠的認識，成為發生“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原因，使我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現在再也不能不解決了。

家長制與個人決斷的危害

他對“家長制”作風深惡痛絕，批評指出，家長制作風，是歷史非常悠久的一種陳舊社會現象，除了使個人高度集權以外，還使個人凌駕於組織之上，組織成為個人的工具，家長制它的影響在黨的歷史上產生過很大危害。

他總結了當內家長制的歷史，指出從遵義會議到社會主義改造時期，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一直比較注意實行集體領導，實行民主集中制，黨內民主生活比較正常。可惜，這些好的傳統沒有堅持下來，也沒有形成嚴格的完善的制度。

例如，黨內討論重大問題，不少時候發揚民主、充分醞釀不夠，由個人或少數人匆忙做出決定，很少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實行投票表決，這表明民主集中制還沒有成為嚴格的制度。

從1958年批評反冒進、1959年“反右傾”以來，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逐漸不正常，一言堂、個人決定重大問題、個人崇拜、個人凌駕於組織之上一類家長制現象，不斷滋長。

鄧公指出，林彪鼓吹“頂峰”論，說毛主席的話是最高指示，這種說法在全黨全軍全國廣為流傳。粉碎“四人幫”後，還把個人崇拜的一套搬了一段時間。對其他領導人的紀念，有時也帶有個人崇拜的成分。

最近，中央發出了關於堅持“少宣傳個人”的幾個問題的指示，指出這些不適當的紀念方法不但造成鋪張浪費，脫離群眾，而且本身就帶有個人創造歷史的色彩，不利於在黨內外進行馬克思主義教育，不利於掃除封建思想和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

這個指示還為糾正這一類缺點，作出了若干規定。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文件。還要說到，1958年以後，到處給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蓋房子，“四人幫”垮臺後，還搞中南海地面工程，都造成很壞的影響，很大的浪費。此外，至今還有一些高級幹部，所到之處，或則迎送吃喝，或則封鎖交通，或則大肆宣揚，很不妥當。

鄧公嚴肅指出，以上種種嚴重脫離群眾的事情，從中央到各級不許再做了。

不少地方和單位，都有家長式的人物，他們的權力不受限制，別人都要唯命是從，甚至形成對他們的人身依附關係。

我們的組織原則中有一條，就是下級服從上級，說的是對於上級的決定、指示，下級必須執行，但是不能因此否定黨內同志之間的平等關係。不論是擔負領導工作的黨員，或者是普通黨員，都應以平等態度互相對待，都平等地享有一切應當享有的權利，履行一切應當履行的義務。

上級對下級不能頤指氣使，尤其不能讓下級辦違反黨章國法的事情；下級也不應當對上級阿諛奉承，無原則地服從、“盡忠”。

不應當把上下級之間的關係搞成毛澤東同志多次批評過的貓鼠關係，搞成舊社會那種君臣父子關係或幫派關係。一些同志犯嚴重錯誤，同這種家長制作風有關。總之，不徹底消滅這種家長制作風，就根本談不上什麼黨內民主，什麼社會主義民主。

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

如果不堅決改革現行制度中的弊端，過去出現過的一些嚴重問題今後就有可能重新出現。只有對這些弊端進行有計劃、有步驟而又堅決徹底的改革，人民才會信任我們的領導，才會信任黨和社會主義，我們的事業才有無限的希望。

鄧公說道，我們在講到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方面的弊端的時候，不能不涉及到毛澤東同志晚年所犯的錯誤。正在起草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將對毛澤東思想進行系統的闡述，也將對毛澤東同志的功過進行比較全面的評價，其中包括批評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錯誤。

在提出以上問題之後，鄧小平直接引申出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的重要議題。他說：

中央的這些考慮，是為了對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進行必要的改革。五中全會決定成立書記處，中央已經邁出第一步。書記處成立以來，工作很有成效。這次國務院領導成員的變動，是改善政府領導制度的第一步。

為了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為了適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為了興利除弊，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我們要不斷總結歷史經驗，深入調查研究，集中正確意見，從中央到地方，積極地、有步驟地繼續進行改革。

鄧公還說，如果不堅決改革現行制度中的弊端，過去出現過的一些嚴重問題今後就有可能重新出現。只有對這些弊端進行有計劃、有步驟而又堅決徹底的改革，人民才會信任我們的領導，才會信任黨和社會主義，我們的事業才有無限的希望。

遺憾的是，這篇意義重大的政治改革議題，鄧公沒有堅持下去。自1989年“六四”事件以後，政治改革再也沒有提上議事日程，甚至成為禁區。而我們都知道，如果沒有深入的政治改革去推動民主化進程，中國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都會受到僵化的政治體制的嚴重阻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