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功而返的邓小平政治改革议题:反对权力过分集中和个人专断

邓小平在党内斗争中几经沉浮,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两次被打倒,对于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有了清醒的认识。他1977年重新上台伊始,就开始清算文革、拨乱反正,终止了“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路线,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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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启动政治改革议程

为了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上来,邓小平刻意淡化意识形态纷争,不再提“政治挂帅”,不再提“党的一元化领导”,要求不争论“姓社、姓资”问题;

为了强化政府职能,他反对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主张党政分开;

为了集思广益、落实民主集中制原则,他反对权力过分集中,主张集体领导;

为了实现权力平稳过渡,他反对领导干部终身制,为此而自上而下设立顾问委员会,作为新老交替的过渡性组织,并重设中央书记处作为集体接班的重要制度安排;

为防止个人专断,取销了中共中央“主席”一职,重设中共中央总书记-按照当年胡乔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总书记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召集人,而非至高无上的最终决断者……

从这些方面看,邓小平实际上已经启动了中国政治改革议程。

但是,遗憾的是,邓小平的政治改革因为1988年的激进价格改革(被成为“价格闯关”)和随之而来的1989年的“六四事件”,更加上苏联解体而戛然而止。

反思这一过程,最大的遗憾在于邓小平没有将权力交接和集体领导制度纳入民主制度轨道,以至于中顾委成为太上皇,两任总书记都被废黜;邓小平更没有勇气改革一党制,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多党制-这一点他比不上蒋经国。

尽管如此,回故邓小平上台初期启动的政治改革,对于探讨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为政治改革扫清道路

邓小平当时有关政治改革的观点,比较集中的体现在他在1980年8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从这个讲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共体制性问题。

1980年8月18日,中共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是讨论中共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以及一些有关问题。

这次会议的重点之一,是讨论国务院领导成员的变动,并将此作为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

这次变动,包括削弱华国锋的权力,他不再兼任总理,而由赵紫阳接替;

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徐向前、王震、王任重不兼任副总理;

同意陈永贵请求解除他的副总理职务;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政协副主席的人选,经过与有关各方协商,也准备建议做一些变动。

这次人事变动,一方面为建立胡耀邦-赵紫阳体制创造条件,另一方面旨在推出中央顾问委员会,如此逐步实现新老交替。归根到底是为即将展开的政治改革扫清障碍。

中共存在的体制性问题

邓小平那篇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从上述国务院负责人人选的调整入手,谈到了中共存在的体制性问题,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议题。

关于中共存在的体制性问题,邓小平着重谈到了四个方面:

(一)权力不宜过分集中。邓小平指出,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兼职、副职不宜过多。一个人的知识、经验、精力有限,左右上下兼职过多,工作难以深入,特别是妨碍选拔更多更适当的同志来担任领导工作。副职过多,效率难以提高,容易助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

(三)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邓公指出,中央一部分主要领导同志不兼任政府职务,可以集中精力管党,管路线、方针、政策。这样做,有利于加强和改善中央的统一领导,有利于建立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管好政府职权范围的工作。

(四)从长远着想,解决好交接班的问题。邓公说,老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责任重大,而他们现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帮助党组织正确地选择接班人。这是一个庄严的职责。让比较年轻的同志走上第一线,老同志当好他们的参谋,支持他们的工作,这是保持党和政府正确领导的连续性、稳定性的重大战略措施。

中共的官僚主义弊端

在指出以上问题之后,邓小平在第三部分大篇幅指出中共体制的弊端。

邓小平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

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邓小平列举了官僚主义的种种表现和危害: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

他指出,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这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

邓小平认为,这种官僚主义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它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历史现象。

针对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邓公一阵见血地指出,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

邓公说,谁也没有这样的神通,能够办这么繁重而生疏的事情。

他尖锐的指出,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

官僚主义的另一病根是,我们的党政机构以及各种企业、事业领导机构中,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缺少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的严格明确的规定,以至事无大小,往往无章可循,绝大多数人往往不能独立负责地处理他所应当处理的问题,只好成天忙于请示报告,批转文件。

邓公数举各种官僚主义现象:

有些本位主义严重的人,甚至遇到责任互相推诿,遇到权利互相争夺,扯不完的皮。还有,干部缺少正常的录用、奖惩、退休、退职、淘汰办法,反正工作好坏都是铁饭碗,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

这些情况,必然造成机构臃肿,层次多,副职多,闲职多,而机构臃肿又必然促成官僚主义的发展。

针对这些弊端,他指出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制度。

邓公强调从制度层面解决问题。他说,官僚主义还有思想作风问题的一面,但是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所以,过去我们虽也多次反过官僚主义,但是收效甚微。解决以上所说的制度问题,要进行大量的工作,包括进行教育和思想斗争,但是非做不可,否则,我们的经济事业和各项工作都不可能有效地前进。

权力集中的根源:党的一元化领导

邓公更尖锐指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

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

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

我们历史上多次过分强调党的集中统一,过分强调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很少反对个人过分集权。

过去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过几次权,但每次都没有涉及到党同政府、经济组织、群众团体等等之间如何划分职权范围的问题。

但是,不得不说邓小平还有一种矛盾的心理。他在反对权力过分集中的同时,又说:我不是说不要强调党的集中统一,不是说任何情况下强调集中统一都不对,也不是说不要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问题都在于“过分”,而且对什么是分散主义、闹独立性也没有搞得很清楚。

有一点他看得很清楚,中共成为全国的执政党,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革命年代,面对极为繁重复杂的建设的任务,他认为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这种形势。

他更认为,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

家长制与个人决断的危害

他对“家长制”作风深恶痛绝,批评指出,家长制作风,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家长制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危害。

他总结了当内家长制的历史,指出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可惜,这些好的传统没有坚持下来,也没有形成严格的完善的制度。

例如,党内讨论重大问题,不少时候发扬民主、充分酝酿不够,由个人或少数人匆忙做出决定,很少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实行投票表决,这表明民主集中制还没有成为严格的制度。

从1958年批评反冒进、1959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

邓公指出,林彪鼓吹“顶峰”论,说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这种说法在全党全军全国广为流传。粉碎“四人帮”后,还把个人崇拜的一套搬了一段时间。对其他领导人的纪念,有时也带有个人崇拜的成分。

最近,中央发出了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指出这些不适当的纪念方法不但造成铺张浪费,脱离群众,而且本身就带有个人创造历史的色彩,不利于在党内外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不利于扫除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这个指示还为纠正这一类缺点,作出了若干规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还要说到,1958年以后,到处给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盖房子,“四人帮”垮台后,还搞中南海地面工程,都造成很坏的影响,很大的浪费。此外,至今还有一些高级干部,所到之处,或则迎送吃喝,或则封锁交通,或则大肆宣扬,很不妥当。

邓公严肃指出,以上种种严重脱离群众的事情,从中央到各级不许再做了。

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

我们的组织原则中有一条,就是下级服从上级,说的是对于上级的决定、指示,下级必须执行,但是不能因此否定党内同志之间的平等关系。不论是担负领导工作的党员,或者是普通党员,都应以平等态度互相对待,都平等地享有一切应当享有的权利,履行一切应当履行的义务。

上级对下级不能颐指气使,尤其不能让下级办违反党章国法的事情;下级也不应当对上级阿谀奉承,无原则地服从、“尽忠”。

不应当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一些同志犯严重错误,同这种家长制作风有关。总之,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

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

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

邓公说道,我们在讲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方面的弊端的时候,不能不涉及到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正在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对毛泽东思想进行系统的阐述,也将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进行比较全面的评价,其中包括批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

在提出以上问题之后,邓小平直接引申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的重要议题。他说:

中央的这些考虑,是为了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五中全会决定成立书记处,中央已经迈出第一步。书记处成立以来,工作很有成效。这次国务院领导成员的变动,是改善政府领导制度的第一步。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为了兴利除弊,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我们要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深入调查研究,集中正确意见,从中央到地方,积极地、有步骤地继续进行改革。

邓公还说,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

遗憾的是,这篇意义重大的政治改革议题,邓公没有坚持下去。自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政治改革再也没有提上议事日程,甚至成为禁区。而我们都知道,如果没有深入的政治改革去推动民主化进程,中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都会受到僵化的政治体制的严重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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