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搞階級鬥爭 導致“兩個大逃亡”

如果說鄧小平最大的功績就是將中國推進改革開放的軌道，那麼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提是終止階級鬥爭為綱，將工作重點轉向經濟建設上來。

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終止階級鬥爭為綱，實質上是拋棄了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極左意識形態和政治路線，這是中國社會、中國歷史的根本轉變，也是鄧小平第一個歷史大功績！

階級鬥爭曾禍害了中國社會，搞得人人自危，差一點葬送了中國的現代化之路。鄧小平果斷終止階級鬥爭為綱，才啟動了政治上的撥亂反正，扭轉了中國的歷史方向，促使中國轉向現代化道路，形成改革開放偉大局面。

在推動改革開放的整個過程中，鄧小平時時警惕“階級鬥爭”這種左的東西回潮，他反對政治掛帥，淡化意識形態之爭，特別制止姓“社”姓“資”的爭論，為改革開放、為市場化道路創造了寬鬆的政治環境。

但是，自從習近平上臺以後，已經逐步復辟階級鬥爭那一套，大搞政治掛帥，強化馬克思那一套意識形態，提出所謂“不忘初心”；加強對共產黨黨員、乃至於對政治和社會的全面管控，讓人感到十年文革噩耗再來。

在習近平左傾路線下，中國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政治環境日益收緊。在缺乏法治的環境下，私有財產並非“神聖不可侵犯”-中國憲法始終不明確規定，許多民營企業家害怕被清算-財富被剝奪，開始向海外大逃亡。

中國富豪及高淨值人群，對財富的安全非常敏感，他們大都會選擇法制健全的西方國家作為財產的避風港。

潘石屹的妻子張欣以7億美元買下美國紐約通用大廈40%的股權，還不斷投資美國，併為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共計捐款2500萬美元；劉強東曾在澳大利亞購置價值1620萬美元的豪宅，紅牛中國的老闆嚴斌以近100億美元的價格在英國購買了地標性建築和高爾夫俱樂部，前首富陳麗華的富華海外投資包括在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項目；

碧桂園的掌門人楊惠妍、融創集團創始人孫宏斌、華人置業前主席劉鑾雄、步步高集團的董事長段永平、無錫尚德集團創始人施正榮、星河地產集團創始人、黃楚龍海底撈創始人張勇、龍光地產紀凱婷、俏江南的創始人張蘭、周黑鴨創始人周富裕的妻子唐建芳、恩捷股份實控人李曉明（雲南首富）、玖龍紙業創始人張茵（中國第一個女首富）、邁瑞醫療的李西廷 都已經移民海外 ……

至於馬化騰移民美國尚未得到證實。

根據相關數據，中國超過一半的高淨值個人對海外資產配置有強烈需求，一半以上的高淨值個人具有海外投資，並計劃增加海外投資的比例。

《2019年世界財產遷移報告》顯示，中國60%以上的富人想要移民，家資在1億以上的富人中，有移民意向的比例更高達到71%。

《2020年世界移民報告》顯示，2019年中國1100萬人跨境移民，其中主要是富豪及高淨值人群。

2018年也是中概股海外上市海外融資的高峰年，大批財富新貴選擇通過移民將資產轉移到海外。

亞非銀行(AfrAsia Bank)和新世界財富（New World Wealth）共同發佈《2019年全球財富遷移報告》，中國移民海外富豪人數全球第一。報告指出，2018年全球富豪海外移民中13.9%來自中國大陸；2018年中國富豪移民海外總人數1.5萬，比2017年的1萬增長50%，高出第二名俄羅斯一倍有餘。

有人估計，這1.5萬富豪將萬億資產轉移到海外。

數據顯示，中國富豪的總資產2018年已經達到23.6萬億美元，排名世界第二，而未來10年中國富豪的財富增速預計可以達到120%-130%。

《中國經營報》也曾報道，2018年，中國公司在香港上市的內地企業家就有15名設立了離岸信託，總計將285億美元資產轉移到國外。還有一種說法是胡潤財富榜上前100位的中國富豪幾乎都在海外設置了離岸信託。

離岸信託，可以有效保證家族財富的安全與傳承。

在移民目的地的選擇上，79%的高淨值人群，首選美國。其次是加拿大和澳大利亞，比例分別為 25% 和 15%。

這只是冰山一角，已經觸目驚心了！

近日看到**高尚全一篇題為《改革是最大政策》文章，是2014年發表的，專門談到富豪和資本“兩個大逃亡”問題。**高尚全是胡耀邦、趙紫陽初期的國家體改委副主任，當時趙紫陽兼任國家體改委主任，可見其地位之顯赫。他1999年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現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名譽會長。

改革開放以來，高尚全參加了六次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一次是十五大報告，兩次是中央關於五年計劃的建議，三次是三個三中全會的決定，即1984年的十二屆三中全會、1993年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和2003年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到十八屆三中全會前，他又兩次向中央提出建議，都涉及改革的核心議題。

儘管高尚全的文章寫於2014年-按照現在的管控恐怕發表不了，但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所以這裡一字不差全文轉載，供大家參考、反思。

高尚全：

改革開放已經35年了，我認為中國最大的變化是五個轉向：第一是從以階級鬥爭為綱，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第二是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第三是從封閉轉向全面開放；第四是從人治轉向法治；第五是從貧窮落後轉向小康。如果能夠把這五大轉向不斷完善，並通過制度化、法制化不斷鞏固，那就能實現長治久安了。但是這個轉變過程是長期的，不能說一下子就轉變完了。

比如，我們過去實行的計劃經濟的理念是什麼？政府是創造財富的主體，老百姓、企業都是被動的，都圍繞政府轉。政府把納稅人的錢集中在政府手裡，再投入到各行各業，手錶廠、自行車廠、縫紉機廠，連賣菜的都是國營的。現在我們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倒過來後的理念應該是：政府是創造環境的主體，企業和老百姓是創造財富的主體。

所以我說浙江為什麼有今天？浙江國有經濟的比重在全國來說是比較低的，但是浙江發展得很快，老百姓很富裕，社會很穩定，那些危害社會穩定的傳銷、邪教等違法活動，在浙江為什麼很少有呢？因為大家都在創業。這就是市場經濟的本質。這個觀念的轉變，我們經歷了近三十年。走到今天，我相信絕大多數人是認可市場理念的，現在最關鍵的是需要法治去保障。

黨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國，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鄧在總結歷史教訓的基礎上強調：“為了保證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法制經濟。

但是也有人說，現在必須要搞階級鬥爭。他們講了三條理由。第一，1956年的時候，私人企業主只有16萬戶，現在發展到497萬戶。這個群體算什麼？算資產階級、剝削階級。第二，剝削階級有訴求了，政治上要跟共產黨分庭抗禮，經濟上要進入壟斷行業。第三，公有制主體邊緣化。所以根據這三條得出結論：階級鬥爭就在我們身邊，要搞階級鬥爭。我是不贊成這種看法的，所以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叫“千萬不要再折騰了”。

我認為只有建設社會主義法治中國，才可以從根本上杜絕“文革”那樣的錯誤。我曾同一位中央主要領導同志交談過，我說千萬不能再搞階級鬥爭了，如果要搞，結果是“兩個大逃亡，一個大破壞”。第一，人員的大逃亡，就是私人企業主他們感覺不安全，他們移民了。第二，資本大逃亡。第三，生產力的大破壞。這個沒有任何好處！對國家有什麼好處？沒有任何好處！對老百姓有什麼好處？沒有任何好處！這位領導同志就說，這根本不符合黨的方針政策，我們不能再折騰了。

上面這段話是2005年講的，但到現在，大家都看到了，我們的問題更加嚴重，已經出現了“大逃亡”的局面。所以這個事要引起高層注意，保護公民的財產一定要落到實處。法治中國絕對不能只是嘴上說說。 （注意：2005年是胡錦濤、溫家寶當政時期。高尚全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