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攸關者被脫鉤：中美合作的基礎是怎樣崩塌的（之二）

1  中美“共同的利益”朔源

在中美關係走過的71個年頭裡，自朝鮮戰爭開啟了中美之間的敵對關係，至1978年雙方建立外交關係的近30年裡，美國切斷了和中國的一切關係，並封鎖於西方世界之外。在這個漫長的時期，中美之間既無政商關係，也無人文交流，毫無合作基礎可言。

中美合作開始於雙方共同的戰略利益，即“共同的敵人”；而雙方合作的另一個支點-“共同的利益”則始於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美國期待中國的改變。

中國關係從乒乓球外交到中美建交的8年時間裡，雖有尼克松1972年訪華時許諾的“建交”，但兩國關係的發展因種種複雜原因而停滯了。

1978年即將結束時，這個世界發生了兩件大事：一件是1978年12月15日，中美簽署了“建交公報”，標誌著中美隔絕狀態的結束和關係正常化進程的開始；另一件是當年12月18日-22日，中共召開第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指導思想，中國從此走上改革開放的路子上來了。

這兩件大事相隔3天，雙雙震驚了世界，也從此改變了世界。

中美建交是中國與西方關係突破的標誌性大事，中美關係取得了歷史性發展，兩國人民的瞭解和友誼與日俱增，使得雙方在廣泛領域的交流合作成為可能，中美關係的戰略意義和全球影響更加突出。

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使得中國走向世界，也為世界重新認識中國、定位中國提供了一個歷史契機。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也需要這樣一個開放的中國，提供廣闊的商業市場和廉價勞動力市場，同時“引導”中國進入其主導的世界秩序。

這兩件大事幾乎同時發生，並非歷史的巧合，而是歷史的必然。它們的歷史鏈接為中美乃至東西方全面交流奠定了基礎。中國的大門一經打開，國際跨國公司蜂擁而至，爭搶著來開拓中國這塊商業處女地-未來的龐大市場，而中國也直面世界貿易和科技進步潮流。

這兩件大事作為一個歷史現象，中美由此有了“共同的利益”。

2  鄧小平歷史性的訪美

說到中美關係，不得不說的是當年鄧小平訪美。

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公報》正式生效，中美正式建交。建交當月，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旋風般訪美，卡特則以國家元首的高規格親自歡迎這位非國家元首。這在世界外交史上極其罕見！

親歷那一歷史瞬間的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回憶道：“當時的氣氛就像充了電一樣，我不記得白宮以前曾經有過如此令人激動的場面。

尋著歷史的脈絡去探尋鄧公此訪美國的意義，他是著眼於建立牢固和穩定的中美關係，著眼於中國改革開放的戰略大局。

所以，他以開放、親和、謙卑的形象走進美國，為的是向美國乃至於西方展示中國新的形象，增進兩國相互瞭解、友誼和信任。

訪美期間，74歲高齡的鄧小平參加了80多場活動。當時，美國多家媒體將鄧小平訪美形容為“颳起了鄧旋風”。

鄧小平當年訪美的第一場活動是到布熱津斯基的家中赴宴。布熱津斯基回憶說，那是兩人8個月前在北京首次會面時的約定。鄧小平抵美后一下飛機，不顧旅途疲勞，應約來到布熱津斯基家中。布熱津斯基當時他在席間曾半開玩笑地問鄧小平說，卡特總統因中美關係正常化問題在國會遇到麻煩，中國是否也有類似的問題，鄧小平不假思索地答道：當然有，在臺灣就有不少反對者。鄧小平的機智讓布熱津斯基驚歎不已。

鄧小平以與美國政要交朋友和坦率真誠的方式，消除來自美方的各種疑慮。

即使在涉及中國核心利益的問題上，鄧小平的風格是友好而堅持原則，永遠準備尋求雙方的共同點。鄧小平訪美的各個場合，包括美國記者對鄧小平的採訪，氣氛都是友好而不失禮貌的。

為了表示友好和讓鄧公對美國文化有個直觀的瞭解，卡特在鄧小平訪問華盛頓期間特意為他在肯尼迪藝術中心精心安排了一場盛大的演出。其中最後一個節目是約200名小學生用中文合唱《我愛北京天安門》。一曲唱罷，鄧小平深深為之動情，他和夫人走上舞臺熱情擁抱和親吻了美國孩子。美國記者在翻閱當時的美國報紙時讀到這樣一則評論：鄧小平真誠親吻美國兒童的場面恐怕會讓美國不少政治家重新學會如何親吻孩子。

瞭解美國的現代化是鄧公訪美的另一個重點。鄧小平在卡特的故鄉亞特蘭大參觀了福特公司的一個汽車製造廠；他訪問了美國南方發展最快的城市亞特蘭大，此時的亞特蘭大非常渴望與改革開放剛起步的中國開展經貿合作。

為了歡迎鄧小平來訪，亞特蘭大首任黑人市長傑克遜為他舉辦了由當地1400多名各界名流參加的盛大午宴。鄧小平在致辭時說：“你們的很多成功經驗對我們很有借鑑意義。我們願意向你們學習。願我們兩國人民友誼和合作之船沿著穩定和富有成果的航線揚帆遠航。”鄧小平的肺腑之言引起全場賓客起立歡呼。

《亞特蘭大憲章報》當天幾乎用了七個整版報道鄧公訪問的細節。《紐約時報》則在一篇報道中評論說，鄧公對亞特蘭大的訪問在當地造成了最大的轟動效應，傳達出了中國熱愛和平、盼望合作的強烈信息。

在休斯敦，鄧公考察的重點是高科技領域。他參觀了美國載人航天基地-林登·約翰遜宇航中心。

但給美國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則是鄧公在休斯敦附近的西蒙頓小鎮觀看牛仔競技表演時戴上寬邊牛仔帽的一幕。成千上萬的美國人當時通過電視注意到了這則新聞。對於美國人來說，鄧小平欣然戴上牛仔帽觀看美式牛仔表演這一入鄉隨俗的舉動，表達了他對美國文化的尊重和對美國人民的友好之情。

鄧公頭戴牛仔帽、向美國公眾揮手致意的友好和自信形象已定格在歷史中，成為中美關係中的一個永久象徵。

鄧小平當年訪美的最後一站選在美國西海岸的西雅圖。他在那裡主要考察了波音747飛機生產線。波音民用飛機集團高級副總裁迪肯森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鄧小平先生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他被稱為中國20世紀後期發展的總設計師，他也是中國航空工業現代化建設的設計師。鄧小平先生知道，現代文明離不開航空，中國要想躋身世界強國之林，就要擁有真正世界水平的航空體系和基礎設施。由於鄧小平先生的遠見卓識，波音公司和中國航空業之間的關係已經發展為一種親密的長期合作伙伴關係，一種真正的互利互惠關係。”

在短短8天訪美時間裡，鄧小平以超凡的外交才能，向美國、向世界展示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堅定決心、努力學習西方先進技術和文化的謙卑態度和成熟心態，以及中國必將實現現代化的充分信心。

鄧公此訪美國，全面詮釋了中美“共同的利益”之所在。

鄧公是睜眼看世界的人，看清了當今世界大局。開放初期，鄧公就說：這些年來，凡是和美國關係好的國家都發展得不錯！他親自到美國去看，去體會什麼是發達國家。看的過程中，就說美國可以用先進的東西幫助中國實現現代化，讓中國富起來。他還有句很接地氣的話：“回頭看看這幾十年來，凡是和美國搞好關係的國家，都富起來了。”

中美建交的全部談判過程，鄧公都是親自參與，親自決策。雙方談判幾次遭遇“談崩”的時刻，都是他力挽狂瀾，果斷拍板，推動中美兩國迅速建交。

就這樣，打開了中國富起來的大門。

3  中美的共同利益在磕磕絆絆中擴展

中美的共同利益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和美國的期待雙重因素而不斷擴展。

上世紀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的成果初現，還不足以讓西方跨國公司親睞，這一時期，從美方的角度，主要基於雙方“共同的敵人“而援助中國。

里根政府定位中國為“友好非盟國”，提供有限軍援和雙邊貿易。值得一提的是，里根1984年4月訪華前夕做出《國家安全決策指令》，強調一個強大、穩定的中國是維繫亞太和平的關鍵，美國將繼續推動對華技術轉讓，提升中方的防禦能力。訪華期間，里根表示，美方願意為中國現代化事業及中國面向21世紀的發展戰略做出貢獻。基於這一立場，當年6月，美國國務院通知中方，除了“直接商業銷售”，美方將開啟政府間“對外軍事銷售”渠道實現雙方的貿易。同期，中美高層密集互訪，商談相關軍售清單等事宜。

這是里根對華政策具有指標意義的重大事件。

90年代，鄧公南巡後，中國定位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給美國、也給國際社會以新的視野觀察中國。當時的克林頓政府拒絕“遏制”中國說辭，確定“融合但兩邊下注”（integrate but hedge）的對華政策，支持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並接受中國的商品和遊客。

進入新世紀，中國改革開放的成績斐然，潛力巨大的市場為美國商業和科技巨頭所親睞。在中美共同努力下，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從此快速融入國際經濟和國際社會，在此基礎上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迅速崛起，一躍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世界工廠。

從此，這個世界另眼相看中國。

這個時期，中美之間經濟關係日益密切，形成了經濟共生體。小布什的副國務卿佐利克提出了的“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這一概念詮釋了中美之間的利益。其具有雙重內涵：

一方面，中美關係密不可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不僅表現在雙邊貿易和投資規模巨大，還表現在財政貨幣上，中國是美元的最大儲備國和美國國債的最大持有者。

另一方面，由於中國的國際影響力與日俱增，中美在一系列國際問題上的共同利益也與日俱增。如聯合國改革議題、世貿成員國新一輪談判、全球氣候協議、地緣政治局勢的穩定、以及伊核問題、朝核問題等等。當時的美國以及西方都認為，離開中國難以解決全球重要議題。

除了佐利克的“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 哈佛教授尼爾·弗格森創造了“中美國”（Chimerica）一詞，稱中美已走入共生時代。

這反映了2008年全球經融危機之前的中美關係的現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中美關係進入拐點。美國人意識到舊秩序的危害，渴望改變、改革，甚至顛覆舊秩序，——可能當時的中國精英也並未意識到這一點。

同時美國因深陷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對於反恐已經感到疲乏。當恐怖主義的基地組織被摧毀、尤其是本拉登被獵殺後，奧巴馬政府宣佈從伊拉克撤軍，並打算放棄阿富汗。中美共同的敵人開始被邊緣化。

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雖然維持著中美關係的底線，但轉向“亞洲再平衡”，開始將全球戰略重心轉向亞太地區，中美關係出現複雜且緊張的狀態。其中標誌性事件是希拉里發表南海涉及美國基本利益的講話，引發南海主權聲索國與中國的緊張關係。

這個時期，美國的對華政策，在接觸的同時，注入了“競爭”因子。奧巴馬的國家安全顧問托馬斯·E·多尼隆曾表達了美國的政策，他說美中關係中“既有合作的元素，又有競爭的元素”。他進一步闡述，亞洲不是鐵板一塊，亞洲內部的力量平衡應當成為我們戰略的關鍵。日本、印度、越南，以及其他國家，不希望中國主導一切，因而歡迎美國在該地區的存在。

實際上，這個時期，中國作為戰略競爭對手已經若影若現。奧巴馬時期戰略東移的目標十分清楚，矛頭主要指向中國。只不過因為中美雙方有著很深的經濟聯繫，加上全球化下的共同利益，中美合作的第三個支點-共同的利益還很堅實，被視之為中美關係的壓艙石。

但是，2016年大選，美國建制派失勢，特朗普上臺，因為沒有“共同的敵人”且價值觀相左，更因為以下兩個特殊因素，中美關係開始轉向，近年來急轉直下。

一個特殊因素是，特朗普高舉反全球化的旗幟，推翻了一系列國際協議包括全球氣候協議、伊核協議，中美之間國際合作的基礎瓦解了。

另一個因素是，中國迅速崛起使之國際地位的上升，使得美國精英集團感到了“威脅”，同時使得俄羅斯相形見絀，特朗普政府將中國視為最主要競爭對手。與此相比，在美國精英集團眼中，兩國間的經貿關係下降為次要問題。

即使沒有此次新冠疫情的衝擊，在上述兩大因素合擊下，中美之間的共同利益的基礎也顯得十分脆弱。

筆者在上一篇文章《合作者變成頭號對手：中美合作的基礎是怎樣崩塌的（之一）》中簡要描述了2008年爆發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的情形，指出，中美關係從此進入拐點。

一方面，西方世界受到金融危機嚴重打擊，長期陷入衰退泥沼，難以復甦；另一方面，中國卻一花獨放，逆向發展。2008年當年，中國GDP增長9.65%，之後連續兩年分別增長9.4%、10.64%，2010年中國的GDP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之後幾年更是把日本遠遠甩在後頭。

這正反兩個方面的對比反差明顯了，讓西方世界包括美國受到極大震驚。有人說，這類似1964年中國研製原子彈成功，美國上下感到震驚一樣。

這種態勢的反差引發輿論討論中西制度和發展模式的爭論。曾以“歷史的終結”而聞名於世的福山教授認為，美國製度上出了問題，他高度評價了中國政府的治理能力，而批評美國政府治理能力低下，內耗嚴重。這讓美國精英階層感到了危機，也感到來自中國的“威脅”，

上述矛盾在奧巴馬任內沒有得到改變，矛盾累積的後果，引發美國精英集團的不滿，催生了特朗普的支持者。

於是，特朗普上臺後，在美國鷹派推動下，迅速改變自尼克松以來的對華接觸政策，並推動美國跟中國全面脫鉤。

對此，的中國精英曾抱有幻想，認為中美關係融合度深，不可能脫鉤，待到特朗普真出重手實施硬脫鉤時，措手不及，似乎沒有應急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