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美“共同的利益”朔源
在中美关系走过的71个年头里，自朝鲜战争开启了中美之间的敌对关系，至1978年双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近30年里，美国切断了和中国的一切关系，并封锁于西方世界之外。在这个漫长的时期，中美之间既无政商关系，也无人文交流，毫无合作基础可言。
中美合作开始于双方共同的战略利益，即“共同的敌人”；而双方合作的另一个支点-“共同的利益”则始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美国期待中国的改变。
中国关系从乒乓球外交到中美建交的8年时间里，虽有尼克松1972年访华时许诺的“建交”，但两国关系的发展因种种复杂原因而停滞了。
1978年即将结束时，这个世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1978年12月15日，中美签署了“建交公报”，标志着中美隔绝状态的结束和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另一件是当年12月18日-22日，中共召开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中国从此走上改革开放的路子上来了。
这两件大事相隔3天，双双震惊了世界，也从此改变了世界。
中美建交是中国与西方关系突破的标志性大事，中美关系取得了历史性发展，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与日俱增，使得双方在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成为可能，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和全球影响更加突出。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使得中国走向世界，也为世界重新认识中国、定位中国提供了一个历史契机。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也需要这样一个开放的中国，提供广阔的商业市场和廉价劳动力市场，同时“引导”中国进入其主导的世界秩序。
这两件大事几乎同时发生，并非历史的巧合，而是历史的必然。它们的历史链接为中美乃至东西方全面交流奠定了基础。中国的大门一经打开，国际跨国公司蜂拥而至，争抢着来开拓中国这块商业处女地-未来的庞大市场，而中国也直面世界贸易和科技进步潮流。
这两件大事作为一个历史现象，中美由此有了“共同的利益”。
2 邓小平历史性的访美
说到中美关系，不得不说的是当年邓小平访美。
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公报》正式生效，中美正式建交。建交当月，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旋风般访美，卡特则以国家元首的高规格亲自欢迎这位非国家元首。这在世界外交史上极其罕见！
亲历那一历史瞬间的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回忆道：“当时的气氛就像充了电一样，我不记得白宫以前曾经有过如此令人激动的场面。
寻着历史的脉络去探寻邓公此访美国的意义，他是着眼于建立牢固和稳定的中美关系，着眼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战略大局。
所以，他以开放、亲和、谦卑的形象走进美国，为的是向美国乃至于西方展示中国新的形象，增进两国相互了解、友谊和信任。
访美期间，74岁高龄的邓小平参加了80多场活动。当时，美国多家媒体将邓小平访美形容为“刮起了邓旋风”。
邓小平当年访美的第一场活动是到布热津斯基的家中赴宴。布热津斯基回忆说，那是两人8个月前在北京首次会面时的约定。邓小平抵美后一下飞机，不顾旅途疲劳，应约来到布热津斯基家中。布热津斯基当时他在席间曾半开玩笑地问邓小平说，卡特总统因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在国会遇到麻烦，中国是否也有类似的问题，邓小平不假思索地答道：当然有，在台湾就有不少反对者。邓小平的机智让布热津斯基惊叹不已。
邓小平以与美国政要交朋友和坦率真诚的方式，消除来自美方的各种疑虑。
即使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邓小平的风格是友好而坚持原则，永远准备寻求双方的共同点。邓小平访美的各个场合，包括美国记者对邓小平的采访，气氛都是友好而不失礼貌的。
为了表示友好和让邓公对美国文化有个直观的了解，卡特在邓小平访问华盛顿期间特意为他在肯尼迪艺术中心精心安排了一场盛大的演出。其中最后一个节目是约200名小学生用中文合唱《我爱北京天安门》。一曲唱罢，邓小平深深为之动情，他和夫人走上舞台热情拥抱和亲吻了美国孩子。美国记者在翻阅当时的美国报纸时读到这样一则评论：邓小平真诚亲吻美国儿童的场面恐怕会让美国不少政治家重新学会如何亲吻孩子。
了解美国的现代化是邓公访美的另一个重点。邓小平在卡特的故乡亚特兰大参观了福特公司的一个汽车制造厂；他访问了美国南方发展最快的城市亚特兰大，此时的亚特兰大非常渴望与改革开放刚起步的中国开展经贸合作。
为了欢迎邓小平来访，亚特兰大首任黑人市长杰克逊为他举办了由当地1400多名各界名流参加的盛大午宴。邓小平在致辞时说：“你们的很多成功经验对我们很有借鉴意义。我们愿意向你们学习。愿我们两国人民友谊和合作之船沿着稳定和富有成果的航线扬帆远航。”邓小平的肺腑之言引起全场宾客起立欢呼。
《亚特兰大宪章报》当天几乎用了七个整版报道邓公访问的细节。《纽约时报》则在一篇报道中评论说，邓公对亚特兰大的访问在当地造成了最大的轰动效应，传达出了中国热爱和平、盼望合作的强烈信息。
在休斯敦，邓公考察的重点是高科技领域。他参观了美国载人航天基地-林登·约翰逊宇航中心。
但给美国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则是邓公在休斯敦附近的西蒙顿小镇观看牛仔竞技表演时戴上宽边牛仔帽的一幕。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当时通过电视注意到了这则新闻。对于美国人来说，邓小平欣然戴上牛仔帽观看美式牛仔表演这一入乡随俗的举动，表达了他对美国文化的尊重和对美国人民的友好之情。
邓公头戴牛仔帽、向美国公众挥手致意的友好和自信形象已定格在历史中，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永久象征。
邓小平当年访美的最后一站选在美国西海岸的西雅图。他在那里主要考察了波音747飞机生产线。波音民用飞机集团高级副总裁迪肯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邓小平先生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他被称为中国20世纪后期发展的总设计师，他也是中国航空工业现代化建设的设计师。邓小平先生知道，现代文明离不开航空，中国要想跻身世界强国之林，就要拥有真正世界水平的航空体系和基础设施。由于邓小平先生的远见卓识，波音公司和中国航空业之间的关系已经发展为一种亲密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一种真正的互利互惠关系。”
在短短8天访美时间里，邓小平以超凡的外交才能，向美国、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努力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文化的谦卑态度和成熟心态，以及中国必将实现现代化的充分信心。
邓公此访美国，全面诠释了中美“共同的利益”之所在。
邓公是睁眼看世界的人，看清了当今世界大局。开放初期，邓公就说：这些年来，凡是和美国关系好的国家都发展得不错！他亲自到美国去看，去体会什么是发达国家。看的过程中，就说美国可以用先进的东西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让中国富起来。他还有句很接地气的话：“回头看看这几十年来，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
中美建交的全部谈判过程，邓公都是亲自参与，亲自决策。双方谈判几次遭遇“谈崩”的时刻，都是他力挽狂澜，果断拍板，推动中美两国迅速建交。
就这样，打开了中国富起来的大门。
3 中美的共同利益在磕磕绊绊中扩展
中美的共同利益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美国的期待双重因素而不断扩展。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初现，还不足以让西方跨国公司亲睐，这一时期，从美方的角度，主要基于双方“共同的敌人“而援助中国。
里根政府定位中国为“友好非盟国”，提供有限军援和双边贸易。值得一提的是，里根1984年4月访华前夕做出《国家安全决策指令》，强调一个强大、稳定的中国是维系亚太和平的关键，美国将继续推动对华技术转让，提升中方的防御能力。访华期间，里根表示，美方愿意为中国现代化事业及中国面向21世纪的发展战略做出贡献。基于这一立场，当年6月，美国国务院通知中方，除了“直接商业销售”，美方将开启政府间“对外军事销售”渠道实现双方的贸易。同期，中美高层密集互访，商谈相关军售清单等事宜。
这是里根对华政策具有指标意义的重大事件。
90年代，邓公南巡后，中国定位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美国、也给国际社会以新的视野观察中国。当时的克林顿政府拒绝“遏制”中国说辞，确定“融合但两边下注”（integrate but hedge）的对华政策，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并接受中国的商品和游客。
进入新世纪，中国改革开放的成绩斐然，潜力巨大的市场为美国商业和科技巨头所亲睐。在中美共同努力下，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此快速融入国际经济和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迅速崛起，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工厂。
从此，这个世界另眼相看中国。
这个时期，中美之间经济关系日益密切，形成了经济共生体。小布什的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了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这一概念诠释了中美之间的利益。其具有双重内涵：
一方面，中美关系密不可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不仅表现在双边贸易和投资规模巨大，还表现在财政货币上，中国是美元的最大储备国和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中美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的共同利益也与日俱增。如联合国改革议题、世贸成员国新一轮谈判、全球气候协议、地缘政治局势的稳定、以及伊核问题、朝核问题等等。当时的美国以及西方都认为，离开中国难以解决全球重要议题。
除了佐利克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 哈佛教授尼尔·弗格森创造了“中美国”（Chimerica）一词，称中美已走入共生时代。
这反映了2008年全球经融危机之前的中美关系的现状。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美关系进入拐点。美国人意识到旧秩序的危害，渴望改变、改革，甚至颠覆旧秩序，——可能当时的中国精英也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同时美国因深陷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对于反恐已经感到疲乏。当恐怖主义的基地组织被摧毁、尤其是本拉登被猎杀后，奥巴马政府宣布从伊拉克撤军，并打算放弃阿富汗。中美共同的敌人开始被边缘化。
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虽然维持着中美关系的底线，但转向“亚洲再平衡”，开始将全球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中美关系出现复杂且紧张的状态。其中标志性事件是希拉里发表南海涉及美国基本利益的讲话，引发南海主权声索国与中国的紧张关系。
这个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在接触的同时，注入了“竞争”因子。奥巴马的国家安全顾问托马斯·E·多尼隆曾表达了美国的政策，他说美中关系中“既有合作的元素，又有竞争的元素”。他进一步阐述，亚洲不是铁板一块，亚洲内部的力量平衡应当成为我们战略的关键。日本、印度、越南，以及其他国家，不希望中国主导一切，因而欢迎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
实际上，这个时期，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已经若影若现。奥巴马时期战略东移的目标十分清楚，矛头主要指向中国。只不过因为中美双方有着很深的经济联系，加上全球化下的共同利益，中美合作的第三个支点-共同的利益还很坚实，被视之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
但是，2016年大选，美国建制派失势，特朗普上台，因为没有“共同的敌人”且价值观相左，更因为以下两个特殊因素，中美关系开始转向，近年来急转直下。
一个特殊因素是，特朗普高举反全球化的旗帜，推翻了一系列国际协议包括全球气候协议、伊核协议，中美之间国际合作的基础瓦解了。
另一个因素是，中国迅速崛起使之国际地位的上升，使得美国精英集团感到了“威胁”，同时使得俄罗斯相形见绌，特朗普政府将中国视为最主要竞争对手。与此相比，在美国精英集团眼中，两国间的经贸关系下降为次要问题。
即使没有此次新冠疫情的冲击，在上述两大因素合击下，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也显得十分脆弱。
笔者在上一篇文章《合作者变成头号对手：中美合作的基础是怎样崩塌的（之一）》中简要描述了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情形，指出，中美关系从此进入拐点。
一方面，西方世界受到金融危机严重打击，长期陷入衰退泥沼，难以复苏；另一方面，中国却一花独放，逆向发展。2008年当年，中国GDP增长9.65%，之后连续两年分别增长9.4%、10.64%，2010年中国的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之后几年更是把日本远远甩在后头。
这正反两个方面的对比反差明显了，让西方世界包括美国受到极大震惊。有人说，这类似1964年中国研制原子弹成功，美国上下感到震惊一样。
这种态势的反差引发舆论讨论中西制度和发展模式的争论。曾以“历史的终结”而闻名于世的福山教授认为，美国制度上出了问题，他高度评价了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而批评美国政府治理能力低下，内耗严重。这让美国精英阶层感到了危机，也感到来自中国的“威胁”，
上述矛盾在奥巴马任内没有得到改变，矛盾累积的后果，引发美国精英集团的不满，催生了特朗普的支持者。
于是，特朗普上台后，在美国鹰派推动下，迅速改变自尼克松以来的对华接触政策，并推动美国跟中国全面脱钩。
对此，的中国精英曾抱有幻想，认为中美关系融合度深，不可能脱钩，待到特朗普真出重手实施硬脱钩时，措手不及，似乎没有应急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