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者變成頭號對手：中美合作的基礎是怎樣崩塌的（之一）

1  共同的敵人遠勝過共同的信仰

現在全球都在議論、探討中美關係為何急轉直下。其中的原因並不複雜。

東西方之間的合作建立在三個支點之上：（1）共同的敵人，如中美20世紀70至90年代的關係；（2）共同的利益，如中國改革開放和全球化基礎上的中美關係；（3）共同的信仰或價值觀，如西方各國之間的關係。

以上三個支點，“共同的敵人”永遠排在第一位，有了“共同的敵人”，其它都下降到次要矛盾。當一個國家遭遇外敵威脅、入侵時，民族矛盾也要讓步，抗戰時的中國就是這樣；而當兩個信仰完全不同的國家能夠走到一起，首先也是基於這一因素：二戰時期，信仰對立的美蘇因為共同的敵人而成為盟軍。只有當共同的敵人消失了，信仰不同的國家才會反目。

其次是”共同的利益”，當“共同的敵人”消失了，”共同的利益”就是合作雙方最強粘合劑，所謂“只有永恆的利益”說的就是這個道理。中國和西方之間、特別是中美之間沒有共同的信仰，卻一起合作了近50個年頭，除了在一個時期有共同的敵人外，而在另一個時期西方主要的敵人還不是中國外，主要是雙方有著共同的利益，

相比之下，“共同的信仰”則是更次一個層次。只有當（1）（2）都沒有的情況下，信仰問題才會凸顯出來，成為主要矛盾。中國目前面臨的問題，就是這種情況。

舉個例子，冷戰結束以後，具有共同信仰的美歐，因為“共同的敵人”蘇聯及東歐國家都不存在了，華沙條約組織也解體了，就開始爭論北約是否有必要繼續存在。美國為了稱霸世界，需要北約存在，就開始尋找共同的敵人，於是找到了俄羅斯。

為什麼？因為俄羅斯繼承了蘇聯的遺產，具有威脅美歐的能力。於是美歐達成共識，保留了北約，繼續打壓俄羅斯，肢解俄羅斯的歐洲盟友-南斯拉夫、搞北約東擴、對獨聯體國家實施顏色革命。

另一方面，當時的中國還入不了美歐的眼，不論經濟實力、還是軍事實力，都不夠格。直到中國迅速崛起，美國才意識到真正的威脅。這就是目前的情形。

中美關係走到如今這一步，首先是先天性的缺憾：沒有共同的信仰。當失去了共同的敵人、而共同的利益弱化，變得無足輕重時，雙方關係就出現嚴重失衡，先天性缺憾就凸顯出來，上升成為主要矛盾。這個時候，如果突然遭受某種特殊因素的襲擊，頃刻之間就會顛覆。

中美關係突然惡化而失去控制，恐怕就是突然遭遇新冠病毒疫情的襲擊，其中種種不確定因素，特別是疫情初期全球所有國家對新冠病毒的無知而出現應對失據，導致了災難性後果，使得各方面矛盾交織在一起，最終激化。

2  中美因共同的敵人走到一起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美關係走過了71個年頭。

朝鮮戰爭開啟了中美之間的敵對關係，美國很快關閉了跟中國之間的一切對話窗口。中美第一次“丟失”了彼此。

20年後，由於兩個因素讓中美走到了一起：（1）中蘇關係破裂；（2）在美蘇爭霸中蘇聯處於進攻的戰略優勢。於是，中美合作的歷史機遇水到渠成。

**回故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歷史，首先是因為中美具有了“共同的敵人”。**在這個支點上，尼克松開啟了對華接觸的新路徑。為了重修兩國的正常關係，1969年2月1日，就職僅12天的尼克松總統便要求國務院官員嘗試與中方接觸。同年7月，美國取消了對華貿易管制，並停止了第七艦隊在臺灣海峽巡邏。這是一個積極的信號。

1971年4月4號日本世乒賽，一位美國球員意外登上中國球隊大巴，讓長期處於敵對狀態的中美運動員都大吃一驚。兩天後的4月6日深夜11點多鐘，在吃了安眠藥準備睡覺毛澤東主席作出一個驚人的決定：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問中國。

這一決定石破驚天！

時任美國總統的尼克松，接到中方正式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的消息，感到非常震驚。他說從來沒想到，中美之間的突破能夠以乒乓球這種方式實現。他馬上意識到這是中國的乒乓外交，然後迅速做出決定，立刻批准美國乒乓球隊訪問中國！

因為中美兩位領導人的睿智，從這個不起眼的“乒乓球”放眼中美關係改善大局，從此，小球轉動了大球，逆轉了中美兩國的敵對關係。

於是，就有了基辛格秘密訪華，之後又有了尼克松正式訪華。中美兩國領導人擱置了仇恨，打破了堅冰。

卡特政府繼承並積極推進了對華接觸政策，在他就任總統兩年時，中美建立外交關係。建交當月，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旋風般訪美，以開放、親和、謙卑的形象走進美國，卡特則以國家元首的高規格親自歡迎這位非國家元首。

這在世界外交史上極其罕見！

中美關係從來都不是一帆風順的。

里根政府經歷了一個由反華到聯華的曲折過程。作為反華鷹派人物里根，最初對華採取強硬立場，後來也是基於“共同的敵人”，鑑於來自蘇聯的戰略壓力，不得不改弦易章。自1983年起，對華政策趨於積極，繼續推進尼克松、卡特奉行的對華接觸政策，定位中國為“友好非盟國”，採取了“聯華制蘇”的現實主義策略。

值得一提的是，里根1984年4月訪華前夕，美國做出《國家安全決策指令》，指令強調：強大、穩定的中國是維繫亞太和平的關鍵，美國將繼續推動對華技術轉讓，提升中方的防禦能力。訪華期間，里根表示，美方願意為中國現代化事業及中國面向21世紀的發展戰略做出貢獻。基於此，當年6月，美國國務院通知中方，除了“直接商業銷售”，美方將開啟政府間“對外軍事銷售”渠道實現雙方的貿易。同期，中美高層密集互訪，商談相關軍售清單等事宜。

這是里根對華政策具有指標意義的重大事件。

老布什時期，蘇聯轟然倒下。中美“共同的敵人”突然沒有了。但這一鉅變來得太突然，一方面，美國政府還來不及反應；另一方面當時美歐眼中的敵人仍然是蘇聯的繼承者俄羅斯，而剛剛改革開放、國力薄弱的中國還不夠“資格”成為美國的對手。

克林頓初上任時，美國精英曾展開了一場對華政策大辯論：是遏制政策，還是接觸政策？結果，克林頓拒絕了遏制政策，其原因就如他的安全顧問所言：如果我們把中國視為敵人，它將來必定就會成為敵人；如果把中國當做朋友，就會為迎來更加和平的未來創造可能性。

更主要的原因是，當時的克林頓政府認為，在2015年之前它不會遇到全球性戰略對手，這是它一霸獨大、稱霸世界的戰略機遇期。克林頓政府設計了一個“融合但兩邊下注”（integrate but hedge）的對華策略，有點類似於里根的“信任但核實”。於是，美國支持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並接受中國的商品和遊客。

但克林頓政府在1996年的一份聲明中卻重申，美日兩國戰後簽訂的安全條約，是東亞地區穩定與繁榮的基礎，以衝抵中國崛起的影響。這個“融合但兩邊下注”的戰略贏得了跨黨派的支持。

小布什剛上任即於2000年1月發表《新世紀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承襲了克林頓政府《國防報告》的政策導向，宣佈美國要“領導世界”。當時還未發生911恐怖襲擊事件。而一年後的911事件改變了歷史進程，也打亂了美國的戰略佈局，也改變了美國的戰略機遇期進程。

**小布什政府轉向反恐，中國政府第一時間表示支持反恐，雙方因“恐怖主義”這個新的“共同的敵人”站在了一條戰線上。**小布什表示美國將會接受中國的崛起，並與克林頓聯手說服美國政界，讓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他的副國務卿佐利克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觀點：“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這成為當時美國政府處理中美關係的基本原則。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中美關係進入拐點。美國人意識到舊秩序的危害，渴望改變、改革，甚至顛覆舊秩序，——可能當時的中國精英也並未意識到這一點。

同時，美國因深陷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對於反恐已經感到疲乏。當恐怖主義的基地組織被摧毀、尤其是本拉登被獵殺後，奧巴馬政府宣佈從伊拉克撤軍。中美之間新的共同的敵人開始被邊緣化。

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雖然維持著中美關係的底線，但轉向“亞洲再平衡”，開始將全球戰略重心轉向亞太地區，中美關係出現複雜且緊張的狀態。其中標誌性事件是希拉里發表南海涉及美國基本利益的講話，引發南海主權聲索國與中國的緊張關係。

**這個時期的對華政策，在接觸的同時，注入了“競爭”因子。**奧巴馬的國家安全顧問托馬斯·E·多尼隆曾表達了美國的政策，他說美中關係中“既有合作的元素，又有競爭的元素”。他進一步闡述，亞洲不是鐵板一塊，亞洲內部的力量平衡應當成為我們戰略的關鍵。日本、印度、越南，以及其他國家，不希望中國主導一切，因而歡迎美國在該地區的存在。

實際上，這個時期，中國作為戰略競爭對手已經若影若現。奧巴馬時期戰略東移的目標十分清楚，矛頭主要指向中國。

**特朗普的對華政策實質上是奧巴馬政策的延續，只不過是在內外矛盾更加激化的形勢下采取了更加強硬的立場。**其中最大的變化是將中國視為最主要競爭對手，而俄羅斯退居二線。特朗普政府5月20日發佈的《對華戰略競爭方針》，正式提出了遏制中國的政策。而蓬佩奧7月23日的反華反共演講，更全面否定了尼克松開啟的對華接觸政策，提出“懷疑與核實”政策，意味著開啟對華新冷戰。

3  中國怎麼成為美國的頭號對手

作為對手的中國，逐步進入美國精英階層的視野，經歷了一個曲折漫長的歷史過程。這裡有幾個節點：

**第一個節點是克林頓時期。**1990年代末，克林頓政府先後出臺了《國防報告》、《四年防務評估報告》，明確指出：“到2015年之後，可能出現與美國勢均力敵的全球性對手，中國和俄羅斯都具有這種潛力”。報告認為，美國要抓住當前罕見的“戰略機遇期”，“塑造”世界“新秩序”，實現美國對全世界的“領導”，同時竭力遏制中國變成強國和防止俄羅斯東山再起。

但當時的克林頓政府跟前任一樣認為，俄羅斯的威脅更大。不過，在繼續跟中國合作的同時，通過“兩邊下注”制衡中國。

第二個節點，2008年爆發全球金融危機，中美關係進入拐點。一方面，西方世界受到金融危機嚴重打擊，長期陷入衰退泥沼，難以復甦；另一方面，中國卻一花獨放，逆向發展。2008年當年，中國GDP增長9.65%，之後連續兩年分別增長9.4%、10.64%，2010年中國的GDP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兩個方面的對比反差明顯了，讓西方世界包括美國受到極大震驚。有人說，這類似1964年中國研製原子彈成功，美國上下感到震驚一樣。

這種形勢的反差引發輿論對於中西制度和發展模式的爭論。曾以“歷史的終結”而聞名於世的福山教授認為，美國製度上出了問題，他高度評價了中國政府的治理能力，而批評美國政府治理能力低下，內耗嚴重。這讓美國精英階層感到了危機，也感到來自中國的“威脅”，促使奧巴馬政府實施“亞太再平衡”政策，對中國進行遏制。

中國作為戰略競爭對手已經若影若現。

另一方面，美國人意識到舊秩序的危害，渴望改變、改革，甚至顛覆舊秩序。當時影響最大的當數“佔領華爾街”運動。奧巴馬以“改變”（change）的口號上臺，但沒有決心改革，功虧一簣。矛盾積累下來，催生了特朗普的支持者。

對此，可能當時的中國精英並未意識到這一點，待到特朗普要真正意義改變時，措手不及，似乎沒有應急準備。

**第三個節點，2017年，美國精英激辯對華政策，結論讓他們沮喪。**險勝希拉里的特朗普，作為一個商人最初並無完整的計劃和戰略，而是走一步看一步。他入主白宮第一年（2017）基本上不主動挑起涉華敏感議題，他談美中合作比較多，甚至主動向中國示好，舉行海湖莊園特習會和到訪中國，說了一籮筐讚美中國的好話。在這段時間裡，或許他的主攻方向還沒有最後確定，或許美國精英階層還存在巨大分歧，或許他的佈局尚未完成。

但這一年是中美關係的關鍵一年。美國智庫激辯對華政策，他們被中國的快速崛起和“制度自信”嚇倒了，被一帶一路、2025計劃、兩個100年刺激了，感到一種失敗感，對中美關係的走向感到沮喪、焦慮，更憂慮“中國式道路”的威脅，關於中國的共識正悄然在美國社會成型。

回過頭來看，在過去幾十年裡，對華接觸政策的懷疑論者或反對者一直處於下風，樂觀主義者無論在數量還是影響力上都佔據優勢。現在卻一下子要推翻半個世紀的對華政策，這個轉變是在太大了，當時的美國顯然也沒有準備好。

2018年，有兩個標誌性事件，預示特朗普政府遏制中國的政策明朗化。一個是2018年《國防戰略報告》，把中國定義為美國長期的“戰略競爭對手”；二是當年10月，美國副總統彭斯的重大政策演講，對中國火力全開，開始否定對華接觸政策。

與此同時，一直被美國視為主要威脅的俄羅斯逐漸被邊緣化，退居二線。這一方面是俄羅斯的經濟長期沒有起色，實力跟美國不在一個檔次上，美國精英稱之為“沒落的帝國”；另一方面，為了遏制中國的崛起，美國不希望中俄聯手，至少要讓俄羅斯保持中立。當特朗普擺脫了“通俄門”事件纏繞之後，就將矛頭全部對準中國了。

誠然，按照常規，即使美國將中國定位為最主要競爭對手，也不應該是現在這種下狠手要和中國徹底脫鉤的架勢，可能是今年兩件大事疊加在一起，導致中美關係急轉直下：一是在新冠疫情襲擊下，美國成為重災區，特朗政府面臨內外質疑和批評壓力；二是今年是美大選年，關乎著特朗普的政治生命，且由於疫情應對不力，以及席捲美國的“黑命貴“反種族主義運動，特朗普民意支持率出了狀況。特朗普政府焦慮了，共和黨焦慮了，為了贏得大選，中國成了他的打擊對象。

與此同時，近幾年，中國逐漸失去美國的民意支持。美國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2020年4月，是美國民意在過去41年來對中國最不友好的一年，不喜歡中國的比例突破歷史最高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