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者变成头号对手:中美合作的基础是怎样崩塌的(之一)

东西方之间的合作建立在三个支点之上:(1)共同的敌人,如中美20世纪70至90年代的关系;(2)共同的利益,如中国改革开放和全球化基础上的中美关系;(3)共同的信仰或价值观,如西方各国之间的关系。其中“共同的敌人”永远排在第一位,有了“共同的敌人”,其它都下降到次要矛盾。中美因共同的敌人走到一起,又因为失去了共同的敌人而演变成美国的头号对手。

1  共同的敌人远胜过共同的信仰

365j.me - 共同的敌人远胜过共同的信仰

现在全球都在议论、探讨中美关系为何急转直下。其中的原因并不复杂。

东西方之间的合作建立在三个支点之上:(1)共同的敌人,如中美20世纪70至90年代的关系;(2)共同的利益,如中国改革开放和全球化基础上的中美关系;(3)共同的信仰或价值观,如西方各国之间的关系。

以上三个支点,“共同的敌人”永远排在第一位,有了“共同的敌人”,其它都下降到次要矛盾。当一个国家遭遇外敌威胁、入侵时,民族矛盾也要让步,抗战时的中国就是这样;而当两个信仰完全不同的国家能够走到一起,首先也是基于这一因素:二战时期,信仰对立的美苏因为共同的敌人而成为盟军。只有当共同的敌人消失了,信仰不同的国家才会反目。

其次是”共同的利益”,当“共同的敌人”消失了,”共同的利益”就是合作双方最强粘合剂,所谓“只有永恒的利益”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中国和西方之间、特别是中美之间没有共同的信仰,却一起合作了近50个年头,除了在一个时期有共同的敌人外,而在另一个时期西方主要的敌人还不是中国外,主要是双方有着共同的利益,

相比之下,“共同的信仰”则是更次一个层次。只有当(1)(2)都没有的情况下,信仰问题才会凸显出来,成为主要矛盾。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就是这种情况。

举个例子,冷战结束以后,具有共同信仰的美欧,因为“共同的敌人”苏联及东欧国家都不存在了,华沙条约组织也解体了,就开始争论北约是否有必要继续存在。美国为了称霸世界,需要北约存在,就开始寻找共同的敌人,于是找到了俄罗斯。

为什么?因为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遗产,具有威胁美欧的能力。于是美欧达成共识,保留了北约,继续打压俄罗斯,肢解俄罗斯的欧洲盟友-南斯拉夫、搞北约东扩、对独联体国家实施颜色革命。

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国还入不了美欧的眼,不论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都不够格。直到中国迅速崛起,美国才意识到真正的威胁。这就是目前的情形。

中美关系走到如今这一步,首先是先天性的缺憾:没有共同的信仰。当失去了共同的敌人、而共同的利益弱化,变得无足轻重时,双方关系就出现严重失衡,先天性缺憾就凸显出来,上升成为主要矛盾。这个时候,如果突然遭受某种特殊因素的袭击,顷刻之间就会颠覆。

中美关系突然恶化而失去控制,恐怕就是突然遭遇新冠病毒疫情的袭击,其中种种不确定因素,特别是疫情初期全球所有国家对新冠病毒的无知而出现应对失据,导致了灾难性后果,使得各方面矛盾交织在一起,最终激化。

2  中美因共同的敌人走到一起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美关系走过了71个年头。

朝鲜战争开启了中美之间的敌对关系,美国很快关闭了跟中国之间的一切对话窗口。中美第一次“丢失”了彼此。

20年后,由于两个因素让中美走到了一起:(1)中苏关系破裂;(2)在美苏争霸中苏联处于进攻的战略优势。于是,中美合作的历史机遇水到渠成。

回故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首先是因为中美具有了“共同的敌人”在这个支点上,尼克松开启了对华接触的新路径。为了重修两国的正常关系,1969年2月1日,就职仅12天的尼克松总统便要求国务院官员尝试与中方接触。同年7月,美国取消了对华贸易管制,并停止了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巡逻。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1971年4月4号日本世乒赛,一位美国球员意外登上中国球队大巴,让长期处于敌对状态的中美运动员都大吃一惊。两天后的4月6日深夜11点多钟,在吃了安眠药准备睡觉毛泽东主席作出一个惊人的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

这一决定石破惊天!

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接到中方正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消息,感到非常震惊。他说从来没想到,中美之间的突破能够以乒乓球这种方式实现。他马上意识到这是中国的乒乓外交,然后迅速做出决定,立刻批准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

因为中美两位领导人的睿智,从这个不起眼的“乒乓球”放眼中美关系改善大局,从此,小球转动了大球,逆转了中美两国的敌对关系。

于是,就有了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又有了尼克松正式访华。中美两国领导人搁置了仇恨,打破了坚冰。

卡特政府继承并积极推进了对华接触政策,在他就任总统两年时,中美建立外交关系。建交当月,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旋风般访美,以开放、亲和、谦卑的形象走进美国,卡特则以国家元首的高规格亲自欢迎这位非国家元首。

这在世界外交史上极其罕见!

中美关系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里根政府经历了一个由反华到联华的曲折过程。作为反华鹰派人物里根,最初对华采取强硬立场,后来也是基于“共同的敌人”,鉴于来自苏联的战略压力,不得不改弦易章。自1983年起,对华政策趋于积极,继续推进尼克松、卡特奉行的对华接触政策,定位中国为“友好非盟国”,采取了“联华制苏”的现实主义策略。

值得一提的是,里根1984年4月访华前夕,美国做出《国家安全决策指令》,指令强调:强大、稳定的中国是维系亚太和平的关键,美国将继续推动对华技术转让,提升中方的防御能力。访华期间,里根表示,美方愿意为中国现代化事业及中国面向21世纪的发展战略做出贡献。基于此,当年6月,美国国务院通知中方,除了“直接商业销售”,美方将开启政府间“对外军事销售”渠道实现双方的贸易。同期,中美高层密集互访,商谈相关军售清单等事宜。

这是里根对华政策具有指标意义的重大事件

老布什时期,苏联轰然倒下。中美“共同的敌人”突然没有了。但这一巨变来得太突然,一方面,美国政府还来不及反应;另一方面当时美欧眼中的敌人仍然是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而刚刚改革开放、国力薄弱的中国还不够“资格”成为美国的对手。

克林顿初上任时,美国精英曾展开了一场对华政策大辩论:是遏制政策,还是接触政策?结果,克林顿拒绝了遏制政策,其原因就如他的安全顾问所言:如果我们把中国视为敌人,它将来必定就会成为敌人;如果把中国当做朋友,就会为迎来更加和平的未来创造可能性。

更主要的原因是,当时的克林顿政府认为,在2015年之前它不会遇到全球性战略对手,这是它一霸独大、称霸世界的战略机遇期。克林顿政府设计了一个“融合但两边下注”(integrate but hedge)的对华策略,有点类似于里根的“信任但核实”。于是,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并接受中国的商品和游客。

但克林顿政府在1996年的一份声明中却重申,美日两国战后签订的安全条约,是东亚地区稳定与繁荣的基础,以冲抵中国崛起的影响。这个“融合但两边下注”的战略赢得了跨党派的支持。

小布什刚上任即于2000年1月发表《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承袭了克林顿政府《国防报告》的政策导向,宣布美国要“领导世界”。当时还未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而一年后的911事件改变了历史进程,也打乱了美国的战略布局,也改变了美国的战略机遇期进程。

小布什政府转向反恐,中国政府第一时间表示支持反恐,双方因“恐怖主义”这个新的“共同的敌人”站在了一条战线上。小布什表示美国将会接受中国的崛起,并与克林顿联手说服美国政界,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他的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这成为当时美国政府处理中美关系的基本原则。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美关系进入拐点。美国人意识到旧秩序的危害,渴望改变、改革,甚至颠覆旧秩序,——可能当时的中国精英也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同时,美国因深陷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对于反恐已经感到疲乏。当恐怖主义的基地组织被摧毁、尤其是本拉登被猎杀后,奥巴马政府宣布从伊拉克撤军。中美之间新的共同的敌人开始被边缘化。

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虽然维持着中美关系的底线,但转向“亚洲再平衡”,开始将全球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中美关系出现复杂且紧张的状态。其中标志性事件是希拉里发表南海涉及美国基本利益的讲话,引发南海主权声索国与中国的紧张关系。

这个时期的对华政策,在接触的同时,注入了“竞争”因子。奥巴马的国家安全顾问托马斯·E·多尼隆曾表达了美国的政策,他说美中关系中“既有合作的元素,又有竞争的元素”。他进一步阐述,亚洲不是铁板一块,亚洲内部的力量平衡应当成为我们战略的关键。日本、印度、越南,以及其他国家,不希望中国主导一切,因而欢迎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

实际上,这个时期,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已经若影若现。奥巴马时期战略东移的目标十分清楚,矛头主要指向中国

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实质上是奥巴马政策的延续,只不过是在内外矛盾更加激化的形势下采取了更加强硬的立场。其中最大的变化是将中国视为最主要竞争对手,而俄罗斯退居二线。特朗普政府5月20日发布的《对华战略竞争方针》,正式提出了遏制中国的政策。而蓬佩奥7月23日的反华反共演讲,更全面否定了尼克松开启的对华接触政策,提出“怀疑与核实”政策,意味着开启对华新冷战。

3  中国怎么成为美国的头号对手

365j.me - 中国怎么成为美国的头号对手

作为对手的中国,逐步进入美国精英阶层的视野,经历了一个曲折漫长的历史过程。这里有几个节点:

第一个节点是克林顿时期。1990年代末,克林顿政府先后出台了《国防报告》、《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明确指出:“到2015年之后,可能出现与美国势均力敌的全球性对手,中国和俄罗斯都具有这种潜力”。报告认为,美国要抓住当前罕见的“战略机遇期”,“塑造”世界“新秩序”,实现美国对全世界的“领导”,同时竭力遏制中国变成强国和防止俄罗斯东山再起。

但当时的克林顿政府跟前任一样认为,俄罗斯的威胁更大。不过,在继续跟中国合作的同时,通过“两边下注”制衡中国。

第二个节点,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中美关系进入拐点。一方面,西方世界受到金融危机严重打击,长期陷入衰退泥沼,难以复苏;另一方面,中国却一花独放,逆向发展。2008年当年,中国GDP增长9.65%,之后连续两年分别增长9.4%、10.64%,2010年中国的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两个方面的对比反差明显了,让西方世界包括美国受到极大震惊。有人说,这类似1964年中国研制原子弹成功,美国上下感到震惊一样。

这种形势的反差引发舆论对于中西制度和发展模式的争论。曾以“历史的终结”而闻名于世的福山教授认为,美国制度上出了问题,他高度评价了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而批评美国政府治理能力低下,内耗严重。这让美国精英阶层感到了危机,也感到来自中国的“威胁”,促使奥巴马政府实施“亚太再平衡”政策,对中国进行遏制。

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已经若影若现。

另一方面,美国人意识到旧秩序的危害,渴望改变、改革,甚至颠覆旧秩序。当时影响最大的当数“占领华尔街”运动。奥巴马以“改变”(change)的口号上台,但没有决心改革,功亏一篑。矛盾积累下来,催生了特朗普的支持者。

对此,可能当时的中国精英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待到特朗普要真正意义改变时,措手不及,似乎没有应急准备。

第三个节点,2017年,美国精英激辩对华政策,结论让他们沮丧。险胜希拉里的特朗普,作为一个商人最初并无完整的计划和战略,而是走一步看一步。他入主白宫第一年(2017)基本上不主动挑起涉华敏感议题,他谈美中合作比较多,甚至主动向中国示好,举行海湖庄园特习会和到访中国,说了一箩筐赞美中国的好话。在这段时间里,或许他的主攻方向还没有最后确定,或许美国精英阶层还存在巨大分歧,或许他的布局尚未完成。

但这一年是中美关系的关键一年。美国智库激辩对华政策,他们被中国的快速崛起和“制度自信”吓倒了,被一带一路、2025计划、两个100年刺激了,感到一种失败感,对中美关系的走向感到沮丧、焦虑,更忧虑“中国式道路”的威胁,关于中国的共识正悄然在美国社会成型。

回过头来看,在过去几十年里,对华接触政策的怀疑论者或反对者一直处于下风,乐观主义者无论在数量还是影响力上都占据优势。现在却一下子要推翻半个世纪的对华政策,这个转变是在太大了,当时的美国显然也没有准备好。

2018年,有两个标志性事件,预示特朗普政府遏制中国的政策明朗化。一个是2018年《国防战略报告》,把中国定义为美国长期的“战略竞争对手”;二是当年10月,美国副总统彭斯的重大政策演讲,对中国火力全开,开始否定对华接触政策。

与此同时,一直被美国视为主要威胁的俄罗斯逐渐被边缘化,退居二线。这一方面是俄罗斯的经济长期没有起色,实力跟美国不在一个档次上,美国精英称之为“没落的帝国”;另一方面,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美国不希望中俄联手,至少要让俄罗斯保持中立。当特朗普摆脱了“通俄门”事件缠绕之后,就将矛头全部对准中国了。

诚然,按照常规,即使美国将中国定位为最主要竞争对手,也不应该是现在这种下狠手要和中国彻底脱钩的架势,可能是今年两件大事叠加在一起,导致中美关系急转直下:一是在新冠疫情袭击下,美国成为重灾区,特朗政府面临内外质疑和批评压力;二是今年是美大选年,关乎着特朗普的政治生命,且由于疫情应对不力,以及席卷美国的“黑命贵“反种族主义运动,特朗普民意支持率出了状况。特朗普政府焦虑了,共和党焦虑了,为了赢得大选,中国成了他的打击对象。

与此同时,近几年,中国逐渐失去美国的民意支持。美国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2020年4月,是美国民意在过去41年来对中国最不友好的一年,不喜欢中国的比例突破历史最高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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