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隱藏在背後綁架大學生暴亂的組織終於被揪了出來

在香港發生的一些列暴力活動中，這個組織都起到了急先鋒的作用。它一直隱藏在背後，教唆、鼓動、組織香港高校學生參與街頭運動，刺激青年學生的仇恨中國的暴力情緒，強制並將青年學生綁架上暴力亂港的戰車，使之成為“勇武派”暴徒，為“攬炒”香港衝鋒陷陣——它就是香港高校學生會。

（一）大學生激進暴力活動背後的急先鋒

近幾年來，香港高校的各種亂局中，我們幾乎都能看到這個組織的身影：

——三年前發生的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前會長周豎峰在一個活動上模仿納粹舉手禮，震驚香港輿論。他還以“支那人”辱罵內地學生，“港獨”學生會把批評他們的中大新亞書院院長黃乃正稱為“黃乃共”；

——愛國形象鮮明的教育局副局長愛子自殺身亡，學生會中竟有人在香港教育大學的“民主牆”“恭喜”副局長（此冷血行為引起輿論譁然！）；

——港大學生會出版的刊物《學苑》，前年落入李啟迪、王俊傑等激進學生手中後，淪為“港獨”文宣刊物。2014年2月曾發表《香港民族命運自決》的封面專題，又編印《香港民族論》一書提出“自立自決”，甚至主張“藉助外國力量支持香港獨立”。梁振英曾在當年《施政報告》點名批評《學苑》。

——大學“民主牆”只允許支持“港獨”大字報，卻容不下反“港獨”的大字報有學生及教授不滿“港獨“標語，竟遭校園中的學生會極端分子粗言侮辱；

——十多所大專院校的學生會強烈抵制校方打壓”港獨“，中文大學的學生會甚至不容許校方移除”港獨“違法標語；

——以浸會大學學生會做後盾的浸會大學“佔領語文中心”，竟然公開要求撤銷漢語教學和考核的幕後組織；

——港科大學生會幕後組織學生集會暴動，暴力禁錮校長；

——港大學生會策劃組織港大舉行“光復香港”港獨運動，譴責校長不與學生站在統一陣線。2016年1月11日晚，學生會會長馮敬恩、“學聯”前秘書長周永康組織學生會成員舉行首次閉門大會，商討決策機制及選出罷課委員會成員。後來發生圍攻、恐嚇港大校委會主席李國章事件。

近幾年，“港獨”標語在多所高校肆虐，香港的開學季演變成一場“政治風暴”。12所香港大專院校學生會對此事發表聲明，宣稱大學師生享有言論自由，討論“港獨”絕無不可。再加上教育大學、中文大學等學校學生會長此前“香港已進入極權時代”“香港法治名存實亡”等激進言論被曝光，香港學生會“港獨溫床”的標籤似乎已很難撕下。

青年民建聯主席顏汶羽認為，港大近年的確捲入不少政治風波，如“秘密捐款”事件，學生搗亂校委會會議等，令校園失去應有的正常氣氛。

今年“反修例”運動所發生的每次暴亂中，香港各大高校學生會無一致地、聯合呼籲學生罷課。

今年6月，新亞學生會發布對外公開信，全部以粗俗粵語白話文寫就。有港人看了後憤怒直言：中文的典雅蕩然無存，簡直氣得要吐血。

就這樣，香港之大學逐步被改造成暴徒基地、罪惡溫床，滋生出大批極端暴力犯罪分子，成為香港暴亂的主力軍。香港之大學竟然成為香港最危險的地方。

有媒體揭露，大學學生會已經被極端分子所劫持，並綁架學生意志。這個本應為學生服務組織的機構，早已演變成公開的反政府組織，淪為了內外敵對勢力的政治工具。

針對港大學生會激進行為，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表示，政治入侵校園不是新鮮事，港大學生會近年只關注政治，而忽略了學術及學生權益，相信部分學院水平更會因而下降。他又指，特首梁振英批評《學苑》提倡“港獨”不是無的放矢，因“港獨”思潮確實是破壞“一國兩制”，損害香港整體利益。何俊賢又勸勉馮敬恩等學生會成員做事要對社會負責任。

（二）一個活躍在校園卻獨立於大學的政治組織

與我們的認知不同，香港高校的學生會承襲了英國早期的“自治傳統”，都是校外註冊的、獨立於學校管理之外的獨立性社團組織。這一制度源於1949年香港大學學生會的校外註冊，此後各高校紛紛效仿。這樣的學生會不對學校和任何其他組織負責，學校管理層就毫無干預權。

前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主席、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鄧飛介紹說，學生會是獨立於大學之外的社會團體，並不隸屬於大學，大學的管理層也不會干預學生會的運作。學生會大部分都採取“內閣制”，學生會主席一般只有一到兩年任期。另外，很多高校裡每一個系都有系學生會，甚至宿舍裡也有宿舍的學生會，他們同高校的學生會也不存在上下級關係。

香港迴歸前夕，英國在這些學生組織安插了不少“雷”，給予“極度自由”的政治空間，到了“自由放任”的地步，不僅不受學校管理層干預，甚至不受政府管控、不受安全部門監督。這樣“極度自由”的學生組織在迴歸之後給了敵對勢力滲透的空間，逐漸淪為了敵對勢力的黑中、反政府基地，也給了他們天馬行空的政治空間。

香港學生會普遍實行所謂“會員制”，《會章》規定：所有全日制學生都是學生會會員。因此，它們以近乎強制性的手段讓學生成為會員，直接綁架了那些本不願加入的學生。它們由此而“代表”了數以萬計的學生群體，其“影響廣泛性”可想而知。學生會強制學生服從其意志與安排，如有不從者，群起而攻之。這也就是為何香港學生會能夠呼風喚雨的一個主要原因。

再者，這些學生會號稱“民主選舉”，但其傳位的形式卻是“欽定”的，這是因為擔任學生會要職往往要休學一年，因此不僅內地學生不會考慮參與，本地學生也多半不會願意浪費這些時間，所以學生會高層通常會在換屆的時候欽定、物色接班人。

有曾是學生會成員介紹，在香港高等院校，加入學生會領導層被稱為“上莊”，即擔任學生會幹事。幹事會稱為內閣，一個“莊”大概有十多個幹事，包括會長、副會長、宣傳、財務等。每個“莊”的頭等大事是“傾莊”，即協助下一屆幹事，要宣講政綱，從人權、民主、臺灣問題……都是國際政治，無所不包，但就是沒有校政。政治理念一致才能組莊。真正能在學生會經過地獄式“傾莊”、“上莊”的人，都已經飽經摩練，意志堅強，搞社會運動是小菜一碟。

這是個小圈子，經常由校園裡最有政治熱情與行動力的一批人組成。

這意味著，一旦學生會領導層被激進派、敵對勢力控制，就很難再回到“民主”的道路上。

（三）一個比香港學聯更為激進的政治組織

香港大學學生會原來屬於香港學聯的一部分。香港學聯成立於1958年5月，由香港大學學生會等4所大專院校學生會共同創立，目前該組織的成員已經擴大到8所香港大專院校學生會，併成為香港最有代表性的大學學生組織。

香港學聯的成立宗旨是團結及代表香港專上學生，推廣文娛學術活動，提高社會意識並與外地學生建立關係，但一直以來，香港學聯曾多次參與及組織大型政治運動。1971年，由於美國政府決定把有爭議的釣魚島交還給日本，引發各地華人不滿，香港學聯也曾多次發起“保釣”示威集會。從1984年開始，香港學聯又開始關注“民主運動”。在去年的“佔中”行動中，香港學聯也與另一個激進學生組織“學民思潮”一起扮演主要領導角色。

香港大學學生會是學聯內更為激進的組織，於2015年退出學聯。起因是2014年“佔中”運動與學聯意見分歧，一些港大學生不滿學聯在去年香港“佔中”行動中扮演的角色，批評學聯決策失誤，代表選舉制度模糊，扼殺院校自主權。其中4名港大學生為此成立了“港大學生會退出學聯關注組”，併發起就此問題舉行舉行公投的運動。

所謂“退聯關注組”的目的很明確，如他們在Facebook主頁上的描述：“學聯多番決策失當，錯信談判幻局、未設政府回應限期、痛失升級迫使政權讓步的時機。究其本因，在於路線體制缺憾，難以改革根治。就讓我們以最民主的方法－全民公投，共決港大去向”。

激進的“退聯關注組”的目標是使類似於“佔中”的行動中，衝突能夠升級並持續下去，加劇與特區政府的對抗。

“退聯關注組” 2015年2月9日組織投票，15日11點，香港大學學生會宣佈結果：有關要求退出香港專上學聯（簡稱：學聯）的議案以2522票贊成、2278票反對、1293票棄權獲得通過。此次公投投票率約為39%，按港大學生會章程，獲10%基本會員投票，公投動議的結果將生效。香港大學學生會雜誌《學苑》即時新聞在其臉書（facebook）上表示，有關結果是由選舉委員會姚凱翎及評議會主席沈君浩公佈的。

（四）香港之大學學生會熱衷於走“從政的捷徑”

香港大學學生會熱衷於政治，可以說高度政治化，著力於介入現實政治生活。這在在全世界各大學恐怕是絕無僅有的奇特現象。

一直以來，香港大學是精英教育，大學生很容易找到高薪厚職，搞學生會不會影響升學就業，甚至可以成為人生履歷。對於學生會的活躍分子來說，參與政治、就政治問題發聲、參加街頭運動、甚至與警察對峙、衝擊立法會，是很大的誘惑。是一種刺激，一種快感，求之不得。因為這可以讓他們出名，成為媒體“紅人”，引起政界大咖關注。

近幾年來，香港的學生會出現職業化的趨勢。學生會成員專注於社會活動和街頭運動，都想利用學生會的角色從政或被西方非政府組織或政要看中，加入類似綠色和平這類維權組織，或者被推薦去西方頂尖大學就讀、進修，或者被香港政治人物看重，任職議員助理，甚至直接組建政黨自任黨魁。而這些又取決於他們的政治參與是否“出位”，曝光率是否足夠。這也導致學生會越來越偏激，成為一個惡性循環。

學生會的活躍分子特別希望有機會與境內外政治組織或香港政界人士建立聯繫，為未來鋪路。所以，他們時常會邀請一些香港政界人、其中主要是泛民的人士就整個香港社會所關心的話題，舉辦講座或者論壇。在邀請的過程中，可能會跟香港立法會的議員助理、甚至議員本人產生聯繫，這為他們和政界人士交流提供了一個平臺。

他們與反對派政界人士建立聯繫的方式，除了對方主動找上門，也通過導師、在學校裡搞論壇、關注公共政策和社會運動、組織調研隊伍等方式。這讓外界很自然地認為，學生會像是香港反對派的外圍組織，學生得到反對派財政支持的同時，也會有成為反對派議員助理，而且媒體能見度高。這是學生會主要成員“從政的捷徑”。

香港學生會成員畢業後，成為立法會議員助理的不在少數，比如“民陣”前召集人陳倩瑩、學聯前秘書長周澄等。在本屆立法會也有類似的情況，議員朱凱廸就請了學聯前副秘書長岑敖暉做助理。

港大馮敬恩以學生會會長職上，擔任港大校委一職。城大學生會前主席、香港本土激進派“青年新政”梁頌恆曾競選議員成功，其議員助理清一色“港獨”分子，包括黃臺仰、李東昇等“本民前”創辦人。其因屢屢做出辱國播“獨”的行為，而被取消議員資格，成為香港歷史上最“短命”的立法會候任議員。

（五）內外敵對勢力滲透與收買，學生會淪為顛覆香港工具

香港學生會主要的政治基礎是香港本地學生，尤其是政治思想活躍的學生，他們本身是香港青年中知識、社會認知以及行動力的優秀部分，因此容易成為反對派進行政治人才培養的重點對象。

學生會的“政治屬性”也與政治勢力的滲透有一定關係，或者說，其政治屬性也使得內外敵對勢力尤其重視對其滲透、控制。

黎智英、陳方安生之流的漢奸勢力特別重視對各高校學生會的聯繫與控制，美國非政府組織（簡稱NGO）也出錢利誘各學生會，使之淪為其反中的工具，“港獨”的滋生地。

由於西方勢力及黎智英之流的資助，加上強制學生繳納會費，各高校學生會富得流油，財大氣粗。香港大學1984屆的學生會會長馮煒光就曾公開透露：1984年的時候，港大學生會旗下的股票資本就超過了700萬港元。憑藉這樣的經濟實力，2012年3月，港大學生會更是直接一口氣花了30多萬港元在香港八大報刊刊文質疑梁振英，此舉直接影響了香港選舉態勢。

備受西方反華勢力親睞的黃之鋒及被新華社、人民日報點名的“港獨”組織頭目羅冠聰、“獨青”黃程鋒、彭家浩，還有激進“港獨”分子周永康、馮敬恩、周豎峰、梁頌恆都曾是學生會領導人或“上莊”者。

像黃之鋒這樣一些學生會代表，為了政治前途、經濟利益，公然利用學生會領導的職權，開始各種作妖，將香港學生會引向黑暗之中。學生會的“妖言蠱惑”和“大肆慫動”，讓大批青年學生變成“勇武派”暴徒。今年動亂開始不久，黃之鋒、羅冠聰，連同“獨青”黃程鋒、彭家浩在某酒店接觸美國駐港總領館官員，被市民撞見，照片很快在互聯網刷屏。

因暴力亂港“有功”，一批“港獨”頭目被美英看中，香港嶺南大學學生會前主席羅冠聰，推薦到頂級大學耶魯讀書去了；梁天琦進了美國哈佛大學；前“學聯”秘書長周永康去英國劍橋就讀；黃臺仰進了英國牛津大學。

新華裔在整理資料時發現，近兩年，香港多所大學陸續選出新一屆學生會幹事會，不少是激進組織和“港獨”團體成員，以學生身份打入學生會內部，操控了學生會。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有港媒在對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等8所院校的學生會的調查中發現，各大學學生會當選的投票率嚴重不足，支持率在會員學生中都不足兩成。

香港中文大學在學生會在前會長周豎峰、周曉嵐之流的帶領下，成為激進“港獨”組織。近幾年，港中大校園的民主牆上，貼滿了“港獨”海報。曾有內地女生將海報撕下，被學生會幹部制止而發生激烈爭執，時任學生會會長周豎峰卻在民主牆上用粵語辱罵內地學生，甚至出現了“支那”這樣的侮辱性詞語。港中大逐步成為激進勢力的基地之一，在“佔中”和今年暴亂中成為黑衣蒙面暴力犯罪的橋頭堡、重災區。

香港大學學生會幾任會長都是激進港獨分子。前會長、學聯前常委梁麗幗是亂港頭目戴耀廷的“高足”，與“泛黃”大狀陳文敏關係最“緊密”，曾參與非法“佔中”，衝擊香港立法會。在非法“佔中”期間，以學聯代表身份參與和政府的對話，當時其他代表包括學聯前秘書長周永康、前副秘書長岑敖暉、前常委羅冠聰及前常務秘書鍾耀華。為了支持陳文敏擔任港大副校長，帶領學生包圍校務委員會的會議場地，一方面組織學生堵塞校委離開會場的道路，喝令校委必須返回座位，侮辱師道尊嚴，禁錮教授的人身自由。其今年1月16日入境澳門被拒絕遭遣返，原因是澳門治安警察局認為其“有強烈跡象顯示會從事危害澳門公眾秩序的活動”。

港大前會長馮敬恩2014年還是一年級學生的馮敬恩就是“佔中”活躍分子，衝在動亂第一線。2015年今年1月參選學生會時，他還是大學二年級學生，由他帶領的幹事會參選政綱寫道，“立足本土，放眼國際，身土不二，匡救我城”。這正是“港獨”頭目陳雲經常使用的字眼。他稱香港應有“自主性”，不排除使用任何方法爭取“命運自決”。甚至主張學生未來抗爭應“多元化”，“如果窮盡一切方法，也得不到政府回應，有合理據支持下行動便可升級”，要‘止戈為武，以武制暴’，帶上盾牌及護甲保護自己。”

孫曉嵐於2016年繼任港大學生會會長，是首名任內表明支持“港獨”的港大學生會會長，在受訪時公開鼓吹“港獨”。今年7月1日帶領大批人衝擊立法會，並損毀大樓內物品，後被香港警方拘捕。

香港高校樹仁大學學生會新“內閣”成員蘇曉楓被爆與被褫奪議員資格的梁頌恆、遊蕙禎同屬“青年新政”核心成員。此前在反對派發起的一場遊行中，蘇曉楓一直揹著大喇叭與梁遊並肩而行。有樹仁學生披露說，競選期間，“官司纏身”的梁頌恆也抽時間到樹仁為他們“助選及提供意見”。

嶺南大學學生會前主席羅冠聰也是極端“港獨”頭目，2014年“佔中”、 旺角暴亂和本次動亂衝在最前面。在今年發生的這場動亂中，他與“港獨”組織頭目黃之鋒及“港獨”分子黃程鋒、彭家浩在某酒店會面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政治部主管JulieEadeh。隨後港媒曝出，JulieEadeh所謂外交生涯起步於美國國務院的對外心戰部門，注重滲透當地社會，派駐中東時曾以人權及民主為由，策劃顛覆活動。會面前一天，羅冠聰所在的“港獨”組織“香港眾志”在社交網站發佈消息稱，正在策劃發動“九月罷課”活動。他一邊策劃煽動香港學生“罷課不合作”；一邊自己飛去美國讀書，享受“歲月靜好”。如媒體形容的那樣，羅冠聰的所言所行，表裡不一，頗為諷刺，同時也揭開了“亂港分子”拿別人當棋子、當炮灰的嘴臉。

城市大學新一屆學生會成員清一色“港獨”激進分子。現任會長正是與鼓吹“港獨”的“香港民族黨”關係密切的陳嶽霖，他會同外務副會長梁雋晞應邀參與過“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主持的網媒節目。在節目中，陳浩天“非常關心”各所大專院校學生會的組成，多次向陳嶽霖查詢並提出建議。兩年前，為了將內地生排除在學生會之外，陳嶽霖出動抹黑陰招，還稱是不想讓學生會“染紅”。他招募的學生會幹事都是本土激進分子，無論是服裝還是宣傳品，都使用棗紅色，該顏色與主張“港獨”的“香港民族黨”使用的顏色“出奇的”相似。

香港之大學學生會之所以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是因為內外敵對勢力滲透、收買的結果加上一些懷有投機心理的學生想走“從政捷徑”，以宣揚“港獨”、激進求曝光度，吸引政界人士、特別是西方政客注意。香港之大學學生會乃至校園由此成為內外敵對勢力顛覆香港的“政治演練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