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突發一件大事,唯李嘉誠“跑路”了?
剛剛在香港發生了一件大事,而且是突如其來的大事:香港富豪鄭氏家族無償捐地28萬平米助香港建房。
此事一齣,立即引爆國內外輿論,都在猜測其背後的深意,並把目光轉向香港四大家族。
9月25日,香港四大地產發展商之一的新世界發展執行副主席兼總經理鄭志剛宣佈,集團未來會捐出300萬呎(近28萬平方米)的農地給社會,期望紓緩社會房屋問題,對象包括給政府興建公屋及相關設施、社企或其他慈善團體等,以回饋社會。他強調集團未來需向不同持份者負責,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而非單考慮股東。鄭志剛強調說,集團未來需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而非只考慮股東利益。
鄭氏家族成為香港首家無償捐地以解決社會民生問題的企業。
新世界發展所捐土地佔其所持有的全部農地面積約18%之多。有人計算,若按照今年香港政府訂立的農地補償回收價1124港元/平方英尺計算,新世界發展捐出土地價值約33.72億港元。
一石激起千層浪,立即在香港四大家族中引起不同反響。李兆基家族的恆基地產宣佈支持政府回收閒置的農地,稱樂意與政府磋商,積極協助增加房屋供應,照顧不同階層的需要。恆基地產指出,過往曾捐地興建安老院舍、青年宿舍,以及提供單位作過渡性房屋。
郭得勝家族也表示:原則上支持及歡迎特區政府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回農地以加快興建公營房屋。而且,郭家以前也曾對外表示,有意捐贈位於元朗及粉嶺農地予政府,以興建房屋之用,宣稱可以興建3000至4000個單位。
唯李嘉誠沒有露面,只有長實發言人低調錶示,農地作房屋發展完成需時,可能較長時間才能讓有需要人士受惠,會就這方面作出研究。發言人稱,一直以來,李嘉誠基金會及長實亦有以捐款方式,直接支持不同的社會公益項目。如此掩頭藏尾,跟之前李嘉誠高調登“黃臺之瓜”廣告和喊話“網開一面”,大相徑庭。
香港“四大家族”中除李嘉誠家族外,均已表態支持港府收回閒置農地、興建公屋。
不知李嘉誠是否與鄭、李(兆基)、郭三大家族的舉動意見相左,從而未積極響應。
香港“四大家族”開始分化了嗎?鄭氏家族要替代李嘉誠家族成為香港富豪的領頭羊嗎?
自今年6月以來,持續了100天的動亂還看不到止息的跡象,整個香港仍在撕裂、暴力和混亂的泥淖中沉淪,被煽動的年輕人、止暴制亂的香港警察、乃至“躺著遭殃”的普通市民承受著最大的傷害,特區政府在進退失據之間以綿薄之力試圖扭轉局面。
在這個關鍵且敏感的時刻,鄭氏家族大張旗鼓地捐出土地尤其引人矚目。
鄭氏家族作為香港“四大家族”之一,成為香港百日動亂以來首個採取實際行動支持港府民生新政的香港大型地產商。據港媒報道,李兆基家族、郭得勝家族已經有類似的捐地建公屋的舉動。其中李兆基家族分別向保良局及博愛捐地,以興建青年宿舍及長者宿舍,其中位於屯門藍地的安老院舍,合共提供1405個長者宿位,預料在2020至2021年落成。
至此,香港“四大家族”裡除李嘉誠家族外,都以實際行動幫助特區政府解決香港民生問題。人們感興趣的是此事所引起的香港商界值得注意的變化。

這幾個大家族的捐地義舉將一個在香港舉足輕重的群體-富商們推到了前臺,而此前他們在香港局勢的演變過程中一直隱逸在背後,作壁上觀。
這些個大家族之所以在香港舉足輕重,一方面是他們的財富實力。僅以2016年彭博億萬富豪指數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GDP估值計算,香港十大富豪總家產相當於香港GDP的35%,這一佔比遠超全球其他國家和地區;另一方面是他們的政治影響力。眾所周知,很多港商是香港立法會議員,其中還有不少是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可以直通港府,上達中央政府。香港政府由此對他們有所忌憚。正是這一原因,港府為使《逃犯條例》獲得通過,剔除了9項涉及商界的罪行。
關於港商之重要,近日林鄭撰文《是的,香港未來可期》特別強調商界的態度。她說,香港的商界已經明確表示,“一國兩制”的成功實施,是香港能否持續繁榮,成為全球貿易、金融、商業、物流、藝術及文化中心的決定性條件。
顯然,在這次反修例運動中,香港富商群體是必須被納入考量的關鍵因素之一,但是此前他們卻一直被人們忽略了。人們觀察到,香港發生動亂以來,這些富商們大多作壁上觀,遲遲不表態。甚至有人認為他們實際是這場運動的背後靠山。想想看,他們掌握著香港幾乎所有行業,為何他們屬下的員工一起湧上街頭作亂?為何還鬧出罷市這一鬧劇?如果他們開始就表明了不支持的態度,他們旗下企業員工敢上街鬧事嗎?
香港坊間有一句很有分量的話,首富李嘉誠講的話,或許比特首講的話更管用,對香港時局走向有更大影響力。問題是,這位首富一直玩弄手腕,立場偏頗。有人指出,正是因為李嘉誠的態度和香港富商的曖昧,港府難免投鼠忌器,放不開手腳。
現在,形勢似乎正在發生重大變化。四大家族中的三大家族公開出面捐地用作公營房屋。外界評論說,這是他們開始關注香港深層次的民生問題,特別是住房問題。

其中的背景是:
**隨著香港局勢發展,廣大香港市民除了進一步呼籲止暴制亂,開始將關注的目光投向影響香港發展的深層次問題。住房,正是重中之重。**有評論指出,在一般人看來,有房住,有衣穿,有飯吃,正是最基本的人權,是最基本的尊嚴。香港絕沒有理由,一面穿著“全球最有競爭力經濟體”等光鮮靚麗的外衣,一面卻在住房上露出極為難堪的裡子。

在這一背景下,9月13日,最大政團民主建港協進聯盟(簡稱“民建聯”)在報刊登全版廣告,促請港府引用《收回土地條例》增加中短期土地供應,大量興建公營房屋,以縮短公屋輪候時間,爭取達到“3年上樓”的目標。而此前因公房短缺,公屋申請平均輪候時間達至5.4年,有10萬人住在“棺材房”和“房”。這與國際知名大都市格格不入,更與太平山上的豪宅形成鮮明對比。
誰都知道,香港住房問題的癥結在於土地。香港不是沒有土地,而是政府手裡地太少。根據2018年《長遠房屋策略》,未來10年,香港公私營房屋新供應比例定為7:3。這一規劃比例反映了香港住宅土地市場的私人壟斷問題,而壟斷土地的正是赫赫有名的四大家族。根據美林報告,截至2019年6月末,香港四大開發商恆基兆業、新鴻基、新世界和長實地產共計持有農地面積約955萬平方米。其中,恆基兆業持有426萬平方米,新鴻基持有288萬平方米,新世界持有157萬平方米,長實地產持有84萬平方米。
因為私人土地壟斷,政府很難獲得更多土地。現在,政府手中的短期住宅用地,主要來源是210幅散於全港、被劃作不同用途的土地,總面積也只有500公頃,僅及私人發展商已知土地儲備的一半。
民建聯的建議,無疑為特區政府提出了一條解難題的思路。如果港府援引《收回土地條例》,意味著私有財產與公共利益之間的一次利益平衡。由於《基本法》對私有財產權的保護,外加援引條例常常遭曠日持久的司法攻防,特區政府對於是否引用《收回土地條例》一直猶猶豫豫,舉棋不定。
《基本法》105條規定,徵用土地的補償“相當於該財產當時的實際價值”,收回是有償的。所以,港府為公共利益計,為解決民生計,收回土地是可行之道。這並不違反《基本法》,也有《收回土地條例》可依。《收回土地條例》是香港特區的一項法令,根據其規定,每當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須收回任何土地作公共用途時,行政長官可根據本條例命令收回該土地。香港迴歸以來,特區政府僅13次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地建公營房屋。
為此,9月11日,民建聯召開記者會,建議香港特區政府引用《收回土地條例》,大量興建公營房屋,爭取3年上樓。民建聯還建議,應儘快重啟“土地共享先導計劃”,主動規劃選址,邀請業權人參與;設立“居所租金扣稅額”,讓租住私樓的納稅人享有扣稅額。民建聯建議,現時公營房屋的土地缺口龐大,當局就應集中精力規劃公營房屋發展項目(如新界區內約110-220公頃的棕地),並以“公共用途”為由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地,這既合乎民意,亦可將政府所憂慮的司法複核等法律爭議風險減至最低。
民建聯主席、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李慧瓊指出:香港有很多深層次矛盾,其中土地、房屋是眾多深層次矛盾的重中之重。香港特區政府須大刀闊斧,破釜沉舟,通過《收回土地條例》興建公屋,達致“三年上樓”的目標。李慧瓊表示,政府過去覓地工作“龜速”,不做改善的話,市民會越來越失望,令民怨積累,也令修例風波演變為較為激烈,她建議不要等待施政報告才公佈土地房屋措施,應立即啟動工作。①
當民建聯以廣告式突然出臺建議港府援引《收回土地條例》收回土地時,立即受到輿論的高度關注,新世界發展捐出土地的舉動就是發生在這一背景下,因而尤其引人矚目。
**對於民建聯的建議,港府給予了積極回應。**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特區政府認識到,土地房屋是我們香港社會最痛也是最大的民生問題,一定要下大決心把它做好。我們以前曾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回土地,以後會繼續用。未來5年陸續開展的項目加起來要收地超過700公頃。除此之外,我們也會積極考察個別農地是否可以用來建設公共房屋,如有需要,就引用條例收地。據悉,10月中旬,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會就土地房屋政策提出更具體的方案,解決另一半港人的住房問題。
更深層次的背景是,近期中央政府及港府相繼強調解決香港深層次矛盾,似乎透出不尋常的意義。
9月3日,國務院港澳辦召開記者會,發言人就香港局勢提出三點意見,其中第三點明確表示:“希望大家聚焦香港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的根本問題,獻計獻策,共謀解決之道。次日,新華社刊發《香港修例風波背後的一些社會深層根源》,直指“吹開喧囂的政治泡沫,修例風波的背後有著一些香港深層次的社會矛盾和問題”,認為“這些經濟民生方面的矛盾成因複雜、長期未能解決,積累成巨大的社會問題”,文章提到房價高漲、薪金收入停滯、上升通道狹窄等問題,“擔憂向下墜落的‘中產焦慮’在香港尤為突出”。同一天,香港特首林鄭在宣佈撤回修例後表示將“邀請社會領袖、專家和學者對社會深層次問題進行獨立研究和檢討,希望能為社會帶來改變”

9月12日中國兩大官媒《人民日報》、新華社,同時針對香港深層次矛盾發聲。《人民日報》刊文《解決住房問題,香港不能再等了!》,指出:“隨著香港局勢發展,廣大香港市民除了進一步呼籲止暴制亂,更多人開始將關注的目光投向影響香港發展的深層次問題。住房,正是重中之重……文章認為,“增加土地供應已經刻不容緩”,“地產商是時候釋放最大善意”,“在住房問題上,香港已錯失諸多歷史契機,不能再拖延”。
新華社刊文《從解決居住難題入手破解香港社會深層次矛盾》,直截了當地表示“修例風波發展至今,折射出的香港社會深層次矛盾亟待解決,其中最突出、最迫切、最讓人詬病的是住房問題,已到了痛定思痛、必須解決的時候了”,“居者有其屋,方能形成社會的穩定力量”,香港基層市民和青年一代“日日辛苦打拼,卻難以分享到香港經濟發展的紅利,實在不合情理,也為社會的動盪埋下了伏筆”。
的確,歷史積累下來的高房價病,正在造成香港社會的癌變,已是燃眉之急,是當前香港最突出最亟待解決的民生問題。畢竟,對於普通人來說,經濟民生問題多數時候都是排在最優先位置。這是很容易理解的道理,人之一生,都是希望過上美好的生活。
輿論認為,這表明香港社會一些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已經被中央所重視。有評論指出,這是一個積極的改變,將可能影響到接下來香港局勢演變。
**以上輿論的出現,也是鑑於香港的歷史教訓。**香港歷來奉行自由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模式,在改善民生方面,港府一直秉承“積極不干預”理念。因而董建華上任之初提出《八萬五計劃》付諸東流,梁振英提出要加速修建公屋、林鄭提出填海造島的“明日大嶼”計劃也都草草收場。人們認識到,“積極不干預”這一思路已成負資產,如不能“割愛”,香港民生問題只會越來越大。由政府主導的政策性住房的大量供應,成了破題的關鍵。所以,欲建立“有效市場”,必要“有為政府”,要有“一隻看得見的手”加以干預。現在是時候特區政府果敢出手,積極干預土地市場,增加公共住房用地,解決普通百姓的住房。
令人欣慰的是,港府開始行動了。9月26日,香港地政總署發佈公告稱,政府將收回784幅私人土地(涉及的面積約68公頃)以及被9個墳墓所佔用的土地(涉及的面積約752.8平方米)。公告透露,香港古洞北及粉嶺北新發展區全面落成後,將提供合共約71800個房屋單位,其中包括不少公營房屋單位,首批最早可在2026年入夥。
此次以“特惠補償”方式的土地收回過程中,有不少涉及香港“四大地產家族”地塊。
對於此次政府收地,恆基兆業地產表示,港府此次收地涉及恆地所有的近10公頃農地儲備。恆地發言人表示,“政府說要收地來建公營房屋,我們是樂意配合的。”本次是集團第一次被政府收地,土地尚未有規劃。
新世界方面回應說,在此次香港地政總署收回的748幅、總面積68公頃的土地中,新世界佔比微乎其微,只有不到幾萬平方英尺(幾千平方米)的土地儲備,新世界將全力配合政府的行動。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政府收地,與日前新世界的無償捐性質完全不同。
新鴻基地產主席兼董事總經理郭炳聯早在9月中上旬就表示,在仙界屯門地區已經有兩幅土地被政府收回。同時“郭氏家族”也表明了對政府收地的立場:“願意配合政府,但計劃收回的農地必須是已規劃作為公營房屋用途的土地,不應把收回的土地重新拍賣。
鄭裕彤家族、李兆基家族、郭得勝家族不僅以捐地以回饋社會,而且積極配合港府收購土地用於公營建房。形勢比人強,要麼將自己置於眾矢之的,要麼應歷史潮流而上。該三大家族可謂識時務者。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鄭、李(兆基)、郭三大家族的舉動,再次將李嘉誠凸顯在輿論和公眾面前。香港四大家族獨缺李嘉誠,他似乎成為這一波事關香港民生大事件的局外人。
雖然長實也回應了捐地一事,但顯得比較消極。一則不像其他三大家族都是掌門級別宣佈,只是發言人表示而已;二則,長實回應蜻蜓點水,只表示將“研究”了事;三則,三大家族都有實際行動,唯獨長實缺位。而且,對於此次港府收購土地舉動,唯有李嘉誠家族沒有表態支持。
李嘉誠為何在這個需要他露臉的時候隱身了?這是“跑路”的節奏嗎?
新華裔以為,這其中必有隱情。
首先是李嘉誠對待這次港亂的態度。從8月16日在香港報紙上刊登“黃臺之瓜,何堪再摘”之廣告,到9月8日在慈山寺與千人祈福時表示,希望執政者能對年輕人網開一面,夾帶了太多“私貨”。李嘉誠近取譬喻,借用了李賢的“黃臺瓜辭”。但是,只要瞭解這一典故的出處和背景,就應該聽得懂其中的味道。李賢的《黃臺瓜辭》勸說的對象是武則天,是唐肅宗,而不是大唐的百姓,李嘉誠是在勸告誰?直到他說出“網開一面”,我們突然明白了,他是在勸說執政者,要“以愛之義 止息怒憤”。為此,他還隱晦地說出,“最好的因可成最壞的果”。尤其耐人尋味。
再者,李嘉誠可能不滿大陸民眾對他的批評。李嘉誠的表現讓大陸民眾和輿論改變了對他的看法,特別是他的”網開一面”使之成為眾矢之的,鋪天蓋地的批評聲接踵而來。中央政法委在微博公眾號貼文,批評李嘉誠縱容犯罪,不是為香港著想,而是看著香港滑向深淵。人民日報從根子上炮轟:地產商是時候釋放最大善意,而不應只打自己算盤、囤地居奇、賺盡最後一個銅板。什麼才是對香港未來負責?什麼才是對年輕人“網開一面”?這才是!
李嘉誠雖然改口“寬容不是縱容,不等於可以無視法律”,但心中還是不服的、憤懣的。這可以從他之前對大陸輿論的公開回復可見一斑。他有些憤怒地說,不要用那些空洞的道德來衡量我,大家不要把我神化,也不要把我妖魔化。他說,我是一個商人,希望大家不要給我戴上什麼帽子,無論高的,還是矮的,我都不想有。因為我不是道德家、教育家、更不是什麼陰謀家、政治家,我僅僅就是一個商人而已。在這裡,他的確像特朗普,以一個商人的角度為其選擇作辯護,他說他在大陸的投資,他與官方的合作是互惠互利,各自都“獲得了巨大的回報,這本質上依舊是一門生意”。可是,他過去一直掛在口邊的“愛國情懷”哪裡去了?
按照李嘉誠自己的說法,他是一個商人,作為商人,他有強烈的逐利性。他和幾大家族壟斷了香港最大的資源-房地產業,將香港的房價炒到天上,“壓垮”了一群人,賺的盆滿缽滿,自己卻把資本大量轉移到英國,還加入英國國籍,留給香港的是一地雞毛。他的廣告裡的“愛國、愛港”哪裡去了?
最近,新加坡副總理王瑞傑針對“憤怒的青年”現象,在談到新加坡的經驗時,提出有良知的資本主義(conscious capitalism),呼籲商業領袖和企業發揮更大的作用,承擔更大的責任。這難道不適合我們這位李大人嗎?
①文中關於香港民建聯的有關建議內容引自搜狐網2019年9月14日文章:“解決住房問題,香港不能再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