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證券教父”管金生不得不說的故事（四）在“腦洞大開”的年代，成吃“螃蟹”第一人

史學家常說“每一代人都要重寫歷史”。斯塔夫裡阿諾斯的解釋是：“我們每一代人都需要重寫歷史，因為每個時代都會產生新問題，探求新答案。”希爾也說：“因為過去發生的事件本身沒有改變，但是現在改變了，每一代人都會提出關於過去的新問題，發現對過去都有一種新的同情，這是和他們的先輩所不同的。”

因為跟管金生意氣相投，理念一致，跟萬國的合作總體很順利。當然也有些小的插曲。

老管跟我簽署投資入股協議後，讓我去找財務總監朱敏傑落實入股資金問題。一接觸才發現朱敏傑是個不好打交道的人。接觸多了，發現這個朱敏傑城府很深，而且當面不說，背後喜歡嚼舌頭。我不喜歡這種當面一套背後一套的，特別不喜歡搞小動作的人，所以以後一直跟他融洽不起來。

朱敏傑不直接了當地說事，而是說三道四地推諉，總之就是有困難。這讓我大惑不解。在我想來，如果涉及履行合同，應該是沒二話的。為何管金生簽署的合同，在一個財務主管這裡就會遇阻？當然，我沒當面跟他說什麼，畢竟這不是“我的一畝三分地”。我也沒有在老管那裡“告狀”或者抱怨，而是順其自然。直到我要離開了，老管問起此事，我才委婉地說，有點狀況。老管就自己去問朱敏傑，聽說老管把朱敏傑臭罵一通，朱敏傑很快就辦了。可能捱了這頓罵，朱敏傑恨上了，背後總在嚼舌頭，扯是非。當然，我跟他不在一個層次上，且交集很少，也很少把這個人放在心上。

萬國入股資金到位後，就正式成為我公司股東。在我離開前，我與管金生簽署了《關於設立上海萬國證券公司武漢業務部的合作協議》。這是個不能忘記的日子：1992年9月29日。

至此，這次上海之行滿載而歸。

回去後，將注意力集中到辦理與萬國合資設立證券營業部的事情上。當時，不僅銀行而且非銀行金融機構及其分支機構的設立由人民銀行金管部門管理。我知道，人民銀行對金融機構設立分支機構審核很嚴，跨地區設立分支機構是嚴上加嚴，非銀行金融機構異地設立分支機構是不予批准的。

那個時候，年輕氣盛，對什麼都不信邪，總想著去試一試。這大概就是喜歡挑戰吧。

更由於上個世紀80-90年代，是一個思想解放的年代，按照現在時尚的說法，是一個“腦洞大開”的年代，要求突破思想禁錮，向保守思想開戰，擴大“洞穴”，想象豐富，都害怕貼上思想僵化的標籤；那是個向市場經濟突飛猛進的年代，激流澎湃，不進則退，要求敢於突破現行體制的束縛，敢想敢幹，打破條條框框，敢於第一個“吃螃蟹“，敢為天下先……

正是這一時代特點，讓許多似乎不可能的事情變得有可能。

回去第二天，徑直去了市人民銀行金管處說道此事，探探虛實。果不其然，金管處錢匡世處長跟我說，這個不行。因為我那時比較有影響，他態度對我很客氣，可能感到一口拒絕有些不妥，隨補充一句：這個我們做不了主，要不你去找行長。我知道這是既給我留臉面，又把皮球踢出去。我也客客氣氣，沒有再為難他們。

我直接去找了時任行長李麥秋。**那個時候，銀行還沒有垂直管理，在很大程度上要聽地方的。**以前在計委，沒少跟人民銀行打交道，跟李麥秋行長也很熟。但是，跟錢匡世的說辭一樣，他開口也說困難，但沒有把話封死。我就死纏亂打，說了一大堆解放思想和加快改革的話，要求他開開口子，把這件事作為試點。我說，小平也說，要大膽改革，不要怕出錯。反正是摸著石頭過河，幸許就摸過去了。那個時候，這些話比較好使。李麥秋終於鬆了口，說要研究一下。

過了兩天，李麥秋約我一起喝茶。那天晚上，我們來到一元路王子飯店一樓咖啡廳，邊喝茶，邊聊事兒。沒想到，李麥秋開口就說，你幹得好好的，年輕有為，為什麼要下海？你真想好了？

我一個愣怔，秒息片刻，立馬意識到，他是否認為我下海只是做做樣子，鍍鍍金。當時有這種看法的不在少數。當時政策規定，官員下海可以有兩年的“試水期”，兩年後可以選擇回政府機關，也可以選擇與政府機關脫鉤，放棄編制，赤裸裸跳進海里。事實上，後來不少下海官員半途而歸，再回到政府機關。難怪別人會有上述想法。

我必須打消李麥秋這種看法。就說，你是不是認為我只是下海鍍金？我態度誠懇地說，我想好了的事情，就不會猶豫不決，就會堅持到底。隨即將我跟管金生說的那番話重複一遍，表示希望到市場經濟的大海里闖蕩一番，是騾子是馬，出去溜一溜。我還用了毛主席一句話：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親口嘗一嘗。

聽我這麼說，李麥秋沒再順著這個話題說下去，轉而鼓勵道，好，既然如此，那就好好幹！

李麥秋：閒話不說了，你說的這事原則上可以試試，但有一個條件。

我問：什麼條件？

李麥秋：你公司須同時跟市證券公司合資設立一家營業部。他繼續說，不能說外來的和尚好唸經，金融改革試點也不能總是引進外地金融機構，本地也不是沒有資源。

我大喜過望，心想：乖乖，不僅跟萬國合資建立證券營業部能夠批准，還帶出個新的合作資源，何樂而不為？我也知道，李麥秋同時兼任武漢證券公司董事長，他也有責任搞好自己的一畝三分地。

我當即表態：那是肯定的，那是必須的。

李麥秋說，不要讓我失望，我看好你。

接下來的談話就簡單了，李麥秋讓我儘快去找金管處辦理具體手續。

我也沒有停息，第二天上午上班的時候就去了金管處。錢曠世處長笑臉相迎，說：是不是讓你去找行長，看看，管用吧？

我知道，他這是當面做好人，要賣我個人情。我也回送個順水人情，對他表示感謝。我問道，下面該怎麼進行？他告訴我，得先找到營業部地址，然後遞交申請。

隨後，我派人去尋找營業部地址。這事還是同學楊東林的功勞。楊東林在外面雜七雜八的關係很多，很快就找到當時的省麻茶公司在南京路臨沿江大道的一棟樓，我去看了看，地理位置很好，面積也大，很滿意，就確定1-2樓兩層作為營業部營業地址，立馬跟省麻茶公司簽訂租賃合同。

(原萬國武漢證券營業部地址，現在成為酒店、商店）

營業部地址確定下來，市人民銀行很快批覆萬國和我司合資設立萬國證券公司武漢營業部。此事進展如此順利，大大出乎老管和萬國總部的意料，讓老管對我刮目相看。

說來也巧，李麥秋行長做了這件事情以後不久，1993年年初又批准我司定向發行股票，不久後就調往深圳，出任招商銀行行長。他在調走之前為我做了這兩件事情，當時不知道他是怎麼想的？是送我個順水人情？還是為去深圳試水？畢竟深圳處在改革開放的最前沿。我後來想，前者應該是主要的。李麥秋在我找他的時候，應該已經知道即將去深圳赴任了。

總之，我對李麥秋十分感謝。1993年下半年，我去深圳時專門拜訪他，他笑著對我說，怎麼樣，乾的還好吧？跟萬國合作還好吧？我簡單介紹了情況，也沒有特意說什麼，只是一個勁表示感謝。

一切都在不言中。這也許就是潛規則，重要的事情，彼此心中有數，但不點穿，讓事情更有韻味，留下回旋餘地。

萬國武漢營業部批准設立後，就是一些常規性、事務性的工作，裝修、建立電子撮合系統，以及招聘和培順人員等等。萬國派出一位經理來漢，在我司配合下負責招聘和培訓員工。前期工作進展順利，只等掛牌營業。

這是全國第一家跨行政界線設立的異地證券機構，其影響之大，可想而知。

1993年春節後不久，萬國武漢營業部3月4日正式掛牌。這是萬國證券第一家在異地設立的分支機構，自然是萬國的一件大事。

管金生當然高興得很，帶著一班人馬前來剪綵，跟員工見面，並與我商議營業部管理問題。我提出業務由萬國負責，人事實行屬地化管理，營業部經理由我方提出，萬國任命。老管笑著說，英雄所見略同。我辦事，他放心。老管明白：當地的事情要靠我。

選擇這個營業部經理，破費腦筋。當時楊東林很想摘牌。他既是同學，又是介紹我與老管認識的牽線人，還幫助找到營業部地址，應該說是有功之臣。但我考慮他不懂證券業務，性格懶散，不太適合管理，就沒有選擇他。考慮再三，選了樊柄清。

之所以選擇樊柄清，一是考慮資歷。樊柄清畢業於華中科技大學，研究生學歷，原在市計劃委員會（現在發改委）財經處工作。二是考慮能力。在計委時，時常跟著我做一些事情，感覺他人很聰明，有能力，又熟悉財經方面。三是考慮忠誠。我決定下海時，樊柄清主動要求跟隨我，而且在我面前說一不二，會奉承人，深得我的信任。可能人都有弱點，喜歡有人追捧，喜歡說好話的，覺得這樣的人用起來順手，很自然選上他。

我當時向老管推薦樊柄清出任萬國武漢營業部經理，老管說，人事由你把關，你推薦的應該是你信任的。老管甚至說，最好你自己親自兼任，這可是金融機構，天天跟鉅額資金打交道，安全可靠是第一位的。

我說，公司攤子太大，精力顧不過來。還是找個年輕能幹的，專心致志管理。老管再沒有堅持，最後決定，老管擔任董事長，我擔任副董事長，樊柄清任經理。

話說回來，萬國武漢營業部一掛牌，剛送走老管，武漢證券一位年紀較大、姓趙的副董事長和總經理李永寬帶著一個班子來與我商討合資建立營業部事宜。因此前跟李麥秋承諾在先，加上這事對公司發展百利而無一害，我當然滿口應承，一個上午就達成合資合作協議。

其中也有一個小插曲，在談到人事管理時，武證副總餘義插話，對我和李永寬說，你們兩人都很忙，在上面掌掌舵，具體事情就由我和鄧高（我司副總）對你們負責。搞得我和李永寬無話可說。李永寬先表態：也行。我也只好跟著點頭。就這樣定下來：武證餘義擔任董事長，我司鄧高任副董事長，我推薦周志勇擔任經理。但我心中一直忐忑，擔心這個班子，感到鄧高私心重，餘義看起來膽子太大。

這種感覺果然應驗。餘義、鄧高對武證礄口營業部的很多問題都直接介入，其中涉及不少私人利益。鄧高就利用權力，私自讓其手下一名叫惠豐廷的員工在礄口營業部開戶做股票，而且逼迫周志勇批准透支120多萬，結果虧損80多萬，這在當時是很大一筆數額，礄口營業部做掛賬處理。這些事情，我和李永寬往往是到了年底算總賬時才知道。因為餘義、鄧高如此，周志勇也就開始放縱自己，違規透支，違規融資、借款。只要我詢問，周志勇就說跟餘義或者鄧高彙報過。後來發展到收受賄賂，螳螂入獄。這是後話。

所以說，選人用人是公司管理的第一要素，尤其對手握財經大權的，品德是最重要的。不僅如此，沒有監督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再好的人，沒有嚴格的制度監管，也會出問題。

話說回來，因為有萬國武漢營業部的經驗，與武漢證券合資設立證券營業部的事務性工作很快準備就緒，地址選在礄口區政府禮堂二樓。隨後，市人民銀行批准武漢證券與我司合資設立橋口營業部，1993年6月份正式掛牌。掛牌時特意請管金生前來參加剪綵。老管看到武證橋口營業部掛牌的熱烈場面，跟我提出這樣的問題：為何要跟武漢證券合作設立相同機構？

老管說，如果可能，可以與萬國合作再設立幾家營業部，甚至可以設立萬國湖北分公司。

我當即反應，他可能是擔心武漢證券搶了萬國證券的風頭，擔心我不重視與萬國的合作，影響萬國在當地乃至湖北的市場份額。我笑笑，對老管說，武漢證券直屬市人民銀行，不與武漢證券合作，萬國武漢營業部哪能這麼快、這麼順利的設立？其中道理你懂的。

老管看看我，就沒再說什麼了。

至此，可以說，我司成功涉足金融，為全國第一家投資證券行業的實業公司，同時也助力萬國首創異地設立證券分支機構，實現了合作雙贏。企業直接涉足金融在當時的中國十分罕見，可以說我是第一人。

為此事，當時的湖北證券公司（後更名為長江證券）董事長陳浩武很不舒服，幾次提出要與我司合資設立證券營業部，因種種原因，沒有如願。

後來，考慮到老管的心思，我還是決定擴張萬國武漢營業部。萬國武漢營業部開張後，正值證券行情火爆，效益很好。在隨後兩年裡，相繼在黃石、宜昌、荊州、襄樊設了了證券營業部，儼然成為小有規模的分公司。老管和萬國總部更加重視這一塊業務了。

後來，老管和我商量，兩家合資設立萬國證券湖北分公司，因人行湖北省分行有些其他考慮，加上選址不順利，就擱置了。當然最主要原因，是我司當時擴張太快，業務面大，顧不上這一塊，也沒有看重這一塊。多少年以後，回想這件事，覺得還是自己的問題。

再後來，老管提出萬國和我司領銜在武漢設立一家獨立於萬國之外的證券有限責任公司的設想。我為此找了市人民政府和市人民銀行，當時協助分管市長協調金融事務的副秘書長是阮成發。他問我：為什麼總是要與萬國合作，武漢就沒有公司嗎？

阮成發說，這是件好事，你如果牽頭，政府一定會支持設立一家證券公司。要不，你入股武漢證券，成為大股東怎樣？

阮成發的提議大大超出老管的設想。我當時特別在乎與老管的關係，不想揹著他自己單幹，擔心這樣會破壞我們之間的感情，就擱置下來，也沒有再跟老管提及此事。

之後不久，阮成發調往黃石市任市長，後任市委書記，一路高升，直到調往雲南擔任省長。雖然其間他回調武漢市任市委書記，但我早已離開武漢，也再沒機會跟他交集了。

現在想想，阮成發的提議是合情合理的，不失為一個好建議。但是，我為“情“所困，白白丟棄了一個大好機會。這不是一個做大事者所為：為了情感，當斷不斷，放棄了一次大發展的機會。真正應了一句話：機不可失，失不再來。難怪古人說：慈不掌軍，義不掌財。在商場上，不能夠太講仁義，只能夠講商道，講公平，講誠信。而我，太過講義氣，講情感，這是從商之大忌。

此事沒有成。在“327國債期貨事件”後，沒有了老管的因素，我司又到河南焦作與當地信託投資公司合資設立了焦作第一家證券交易機構，發展很不錯。

然而，這一切在朱鎔基治理整頓金融系統的政策下，都成為過去。先是1995年“327國債期貨事件”爆發，接著發生了武漢證券交易中心違規融資融券事件，加上房地產調控，朱鎔基下狠心治理整頓金融系統，不允許金融機構投資實業，也不允許企業涉及金融，參與的一律清理退出。我司被迫一家家退出，直到1998年全部退出，從此再沒有涉及金融行業。而戲劇性的是，近十來年，這一切又顛覆過來，企業涉及、參與甚至掌控金融機構的事比比皆是，金融野蠻人也層出不窮。真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所以在中國做生意，雄心、智慧、能力、乃至於資本力量都抵不過政策。一切都是政策說了算。做公司不跟著政策走，死路一條。

在本篇結尾的時候，我想特別說一說武漢證券交易中心違規融資融券事件。

話說當時武漢市一直爭取成為繼上海、深圳之後第三個證券交易所所在地，全國很多專家學者也跟著起鬨，鼓譟著這件事情。其根據是因為武漢證券交易中心是全國最大的國庫券交易中心，也是全國規模最大的金融機構間融資融券的交易中心。

武漢證券交易中心說起來是搞國庫券交易，實際上是搞融資融券。就是你把國庫券作為抵押物存進證券交易中心，就可以按照幾倍比例融進融出資金。金融機構之間也可以融券，以完成融資抵押。後來槓桿率越來越大，最後發展到不用國庫券做抵押也可以做融資。這就是買空賣空。

當時，幾乎所有金融機構、包括其下屬機構都可以在這個證券交易中心開設席位，開展融資融券業務。而每個席位上的交易員都有權決定融資融券，規模也沒有限制，可以說擁有無限權力。不僅如此，原本是金融機構間的融資融券發展到大量違規向場外非金融企業融資，一發不可收拾。那些個交易員利用手中權力，大肆收受回扣，推高融資成本。當時的銀行利率是10.98%，在場內可以炒到20-25%，到了場外就到了30%，但是再高的利率也有人要，因為要資金的人就沒想到還錢。

就是這麼一個東西，當時市人民銀行、乃至市政府當成政績，大肆宣揚，直至炒作到要求國家以此為基礎設立第三個證券交易所。

此事驚動了朱鎔基。朱鎔基時任國務院常務副總理兼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為慎重起見，前往武漢考察。在聽取市政府、市人民銀行彙報時，通過一組數據敏感地察覺到問題：市人民銀行彙報的融券規模遠遠超過國家歷年發行的國庫券總和，簡直就是一個天文數字。據說，朱鎔基當即打斷彙報，尖銳指出，你們這是買空賣空。全場一時驚呆，緊張的氣氛籠罩著會場，空氣彷彿凝固了。朱鎔基當即決定停止證券交易中心運作，接受調查，治理整頓。

實際上，問題原本很容易看出來。只要違背常識或與常識不合，就是荒謬的，不成立的。但就是這麼簡單的問題，就是沒有人去判斷，去質疑，非要讓別人抖出來。這裡不能用“只緣身在此山中，不識廬山真面目”去解釋，恐怕是政績觀矇蔽了所在政府、所在監管部門的眼睛。

事情瞬間反轉！

問題之嚴重超出所有人預期，事體之大遠遠超過“327國債期貨事件”。武漢證券交易中心停止運作後，資金鍊斷裂，導致全國性三角債。所以，隨著治理整頓而來的是全國範圍的清理三角債。這項治理一直延續了很多年。

在朱鎔基主持下，各大金融機構開始剝離不良資產，為承接這些不良資產，各大金融機構設立了資產管理公司。那個時候，房地產在宏觀嚴控下幾乎死掉了，無人涉及，這些個資產管理公司承接的資產基本上都是房地產項目，其中大量是爛尾樓。所以這些資產管理公司基本上都是政策性虧損。沒成想，2003年以後，房地產被救活，在一路高歌中價格猛升，這些資產管理公司轉而成為香餑餑，轉瞬間變成富得流油的“財主“。真是時來運轉。

看來，只要是稀缺資源，只要扛得起，守得住，都是金子。

這段歷史值得記住！需要記住！它表明虛擬資本不能盲目發展，無限制發展，更不能失去監管，失去控制，否則就會產生嚴重後果。

1995年，有著233年曆史的英國巴林銀行，因其一個28歲的新加坡分行交易員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以銀行的名義認購了總價70億美元的日本股票指數期貨，並以買空的做法在日本期貨市場買進了價值200億美元的短期利率債券，結果鉅虧10多億美元，巴林銀行不得不宣佈倒閉。

2008年初，法國第2大銀行興業銀行因其一名交易員私下越權投資金融衍生品，瞬間鉅虧49億歐元（約合71.6億美元）。

這種例子數不勝數。

所以，如果不是朱鎔基及時制止上述證券交易中心的買空賣空，後果不堪設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