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推动中国权力过渡和废除国家领导人终身制的努力

推动中国权力平稳过渡和废除国家领导人终身制,是邓小平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
365j.me 邓小平关于中共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认识 邓小平推动中国权力过渡和废除国家领导人终身制的努力

推出顾问委员会的权力过渡形式

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建立退休制度,是邓小平提出的一个重要主张。早在1977年,他在重新恢复领导职务之时,就提出了干几年便退下来的要求。

他当时面临的实际情况是,各级领导层青黄不接,老一代领导人老了,力不从心,搞四个现代化的路线缺少一大批年富力强、有专业知识的干部。

为了实现权力平稳过渡,邓小平没有采取强制性退休制度,而是推出了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这一过渡形式。

这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权力交接的过渡性的组织形式,为的是防止权力交接时的过度抵抗而产生的政治动荡。按照邓公的设想,老一代领导人先交出一线权力,让年轻一代走上一线领导岗位,权力过渡平稳了,在让老一代领导人彻底退休。

这一组织形式既有毛泽东当年的一线、二线的影子,也颇有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元老院的特点。

顾问委员会这一权力过渡组织从1982年十二大至1992年十四大撤销,存续期10年。

但因为没有将权力交接纳入民主法制轨道,中顾委一度成为太上皇,以至于两人总书记都被中顾委废黜。

重要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

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出来工作后,在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后,就着手解决组织路线问题。他感到,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对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路线和方针的年富力强、有专业知识的干部。

确定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还不够,还要有人干,谁来干?靠老干部坐在办公室画圈圈不行,没有希望。

一次,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讲道:“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急需培养、选拔一大批合格的人才。这是一个新课题,也是对老同志和高级干部提出的一个任务,就是要认真选好接班人。老干部现在大体上都是60岁左右的人了,60岁出头的恐怕还占多数,精力毕竟不够了,不然为什么有些同志在家里办公呢?为什么不能在办公室顶8小时呢?我们在座的同志中能在办公室蹲8小时的确实有,是不是占一半,我怀疑。我们老同志的经验是丰富的,但是在精力这个问题上应该有自知之明。就以我来说,精力就比过去差得多了,一天上午、下午安排两场活动还可以,晚上还安排就感到不行了。这是自然规律,没有办法。”

他接着说:“粉碎‘四人帮’以来,我们把老同志都陆续请回来了,并且大体上恢复了原来的或者相当于原来的职务。这样,我们的干部就多起来了。把老同志请回来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正确的。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缺少一批年富力强、有专业知识的干部。而没有这样一批干部,四个现代化就搞不起来。我们老同志要清醒地看到,选拔接班人这件事情不能拖。否则,搞四个现代化就会变成一句空话。”

从1980年起,邓小平即开始做退休的准备工作。当年8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透露:“中央正在考虑再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名称还可以考虑),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这样就可以让大批原来在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指导、监督和顾问的作用。同时,也便于使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更加精干,逐步实现年轻化。”

邓小平清醒地看到顾问委员会制度只是一个过渡形式,要真正解决问题不能只靠顾问制度,重要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

权力再分配和权力平衡

1981年,华国锋辞职时,党内外一致要求邓小平出任党中央主席,甚至连一些外国领导人也通过各种渠道表达了此种愿望。

邓小平力排众议,推荐年轻的同志主持党和国家领导工作。7月2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帷幕刚落下没几天,邓小平便又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提到设顾问委员会以容纳一些老同志的设想,并说:“这是为后事着想。”

1982年1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要老同志让路,让中青年干部上来接班的问题时,把它比喻为“一场革命”,并疾呼: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

邓小平想出两个办法:

一是“劝退”。他用国家前途和四化大业苦口婆心地劝说老干部自觉让位。同时,邓小平考虑到老干部不愿交班无非是怕丢了在位时的种种好处,于是,规定退职后仍然享受在职时一样的待遇,未到年龄而离休,还有优惠。这种以优待换权力的办法固然要增加国家的负担,但是让老人、病人让出位子给年轻人,还是很划得来的。

二是设立中顾委。邓小平有意识地采用这种史无前例的办法,目的是为了平稳过渡。顾问不任现职,这样就可以把位子让给忠于四化的年轻人。

顾问又是一种职务,而且它的级别不低于同级党委成员,让老同志把自己的椅子移到这种地方,工作比较好做。然而,顾问的头衔不单是起安慰作用,还有“传、帮、带”的责任。邓小平的这一层谋虑用意很深。因为当时的中国领导班子不仅存在老化问题,还存在断层问题。

显然,顾问委员会是权力再分配和权力平衡的权宜之计,其中涉及用利益交换权力。

邓小平也有他的顾虑。“文革”影响了一代人,在这种情况下,老的不愿意一下子放弃权力。的确,当时有一些老干部对让他们退居二线不理解、甚至不接受,认为老干部刚恢复工作又要离休,屁股还没有坐热,中央对老干部不公正。还有一些人认为,三四十岁的人是“文革”经历者,他们没学到什么好东西,提拔干部也没他们的份儿,干脆一个也不提拔。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力排众议,并做了一些劝说工作,当然是依靠他在中共当内的权威,带有施压的因素。

用邓公的大道理来说,事业丢开不管不行,必须在离开前选好接班人,并把他们放到领导岗位上加以扶植。接班人在一线顶事,老同志则利用他们的经验在二线做参谋,必要时指导指导,发现选得不当就换人。到时年轻人成熟了,老同志放心了,顾问制自动取消,终身制到此为止,过渡到常规退休制,新老交替顺利完成。

这在当时叫做“扶上马,送一程!”

三老“半退”、四老“全退”

真正考虑成熟并下定决心设立顾问委员会是在中共十二大召开前夕。

1982年2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柬埔寨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时说,干部老化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

7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谈到“老干部在上面,中青年干部上不来”的问题时转述了聂荣臻的一句话:聂荣臻提出,步子要稳妥。我赞成。他有一个意见,就是要结合,老的一下丢手不行,老的要结合中青。他还说,干部年轻化,台阶可以上快一点,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我们这些人交不了账。如果再拖5年,怎么办?

9月6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新党章的第三章第二十二条里明确了中顾委的组成原则和职能作用: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中央委员会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

中共十二大上,邓小平出任过渡形式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意在为退休作铺垫。会上,邓小平就中顾委的性质和任务做了重要讲话。他说: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个新东西,是根据中国共产党实际成立的,是解决我们这个老党、老人实现新旧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使中央委员会年轻化,同时让老同志退出一线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顾问委员会就是这样一个组织。可以设想,我们再经过10年,最多不要超过15年,取消这个顾问委员会。

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前,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人共同约定“一齐退下来,而且是一退到底。即退出中央委员会,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也要求‘全退’”。

对于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全退”的要求,尤其是对邓小平“全退”的要求,中央许多人表示不能接受,特别是老同志-老人们担心这些元老全退了,他们也就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所以阻止元老们全退。

面对这一局面,中央政治局反复讨论,并征求多方意见,决定邓小平、陈云、李先念3人“半退”,即退出党的中央委员会,但仍担任一定职务——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主席,陈云担任中顾委主任,李先念担任全国政协主席;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全退”,即退出党的中央委员会,不再担任任何职务。

这是一种政治妥协和新的权力平衡,看起来是成功的。

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在三老“半退”、四老“全退”的带动下,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的一批老干部退出第一线的领导岗位,增选为中顾委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的顾问委员会委员,一批年轻干部走上了一线领导岗位。

建立领导干部退休制度

与此同时,中共建立了干部退休制度,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退休制度。

1982年2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把新老干部适当交替的问题提到全党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有秩序有步骤地加以妥善解决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

决定要求,必须立即着手有系统地建立健全老干部离休退休和退居二线的制度,使之经常化,并且严格地加以实行;一定要很好地安排照顾离休退休老干部,这应当成为我们党和国家的坚定不移的政策原则之一;对于已经和即将离休退休的老干部,中央寄予殷切的希望;在老干部离休退休的同时,大胆提拔中青年干部到各级主要领导岗位上来。

在退休年龄上规定上,厅局级(含厅局级)以下干部,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退休;后来又规定,副厅以上女性干部可以延迟到60岁退休。

省部级副职60岁以后要安排在人大、政协等“二线”岗位,65岁退休;省部级正职65岁退休,但任期未满的可延期3年,所以大多是68岁。

国家级领导退休年龄没有相关规定,但有约定俗成的规则,副国级在职年龄一般不超过70周岁,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纪委书记、副总理、国务委员、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最高法院长、最高检检察长;

正国级原则上70岁退休,但实际上可以到75周岁左右,包括国家主席、副主席,总理、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军委主席以及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家级领导换届时也有一个约定俗成规则:“七上八下”,即年龄在67岁及以下,可再任职,年龄到了68岁就要退下来;即使副国级67岁继续任职,也不超过73岁,正国级最高年龄不超过75周岁。

实际上,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76岁卸任中共中央总书记,78岁卸任中央军委主席,才算彻底退休。

显然,江泽民是贪恋权力的。

前总书记胡锦涛70岁差一个月卸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70岁零4个月卸任国家主席,完全退休。

在践行国家领导人退休制度方面,胡锦涛做出了榜样。

建立国家领导人任期制

邓小平的重要贡献还在于,他推动领导干部任期法制化。在他的主导下,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称“1982年宪法”。

     1982年宪法规定了全国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任期制。

    这是最为重要的宪制性规定,对于废除国家领导人终身制具有根本性意义。

1982年宪法规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全国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国务院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1982年宪法没有对国家军事委员会主席任期作出规定,这是很大的漏洞,为最高领导人延长和继续掌控权力留下法律隐患。

实际上,1982年宪法颁布后,各级国家机构包括中央各部委首长,各级人大主任、副主任,各级政府行政长官都实行了不超过两届的任期制度。

遗憾的是,邓小平致力于建立的国家主席任期制被习近平改变了,这是国内民众和海外华人华侨最不满意的事情,也是西方对中国改革彻底失望的主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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