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左’了這麼多年，讓我們‘右’一下吧”！

問題從三年自然災害說起

究竟有沒有“三年自然災害”？

我們一貫的說法，現在成為一個有爭議的問題！

先看看中央權威的說法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

主要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我國國民經濟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

這裡點出了三個關鍵，①政治上的錯誤，②自然災害，③蘇聯撕毀合同。

從字面上看，1959年至1961年國民經濟“發生嚴重困難”主要原因是“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自然災害是次要原因。

《決議》接下來的文字也是遵循這個邏輯，指出瞭如何糾正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如何總結了“大躍進”中的經驗教訓，如何制定和執行了一系列正確的政策和果斷的措施，從而使得國民經濟得到了比較順利的恢復和發展。

顯然，《決議》概述的這段歷史中只是捎帶“自然災害”，把問題歸結路線方針政策的錯誤上。

這也印證了劉少奇提出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說法，當然是否有“天災”還另說。

中共《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了“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反右派鬥爭也被嚴重擴大化等錯誤，但沒有談及自然災害和國民經濟的嚴重困難。

所以是否存在“三年自然災害”，中央權威文件表述並不清晰。

最近，看到原中共黨史研究室研究員、現任中央黨校黨史研究室教授韓剛2021年6月30日的一篇文章《中共歷史研究的若干難點熱點問題》，其中第九個問題“‘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問題”，否定了“三年自然災害”的說法。

文章引述研究者根據120個水文站的統計資料認定，1958年、1959年、1960年這三年“沒有全國性的大的自然災害”。

上述統計將全國氣象狀況劃為5個等級，負二度區、負一度區、零度區、一度區和二度區，分別表明澇、偏澇、不澇不旱、偏旱、旱。結果越接近零度，全局性的災害就越少。在公佈的從1954年到1972年長達十幾年的年份裡，58年、59年、60年這三年，比起54年、57年、65年和70年、72年都更接近零度區值。

結論是：“三年自然災害”的說法站不住腳。

一輩子研究黨史的研究員如此說，應該是有根有據的吧！

傳統的說法是——

關於“三年自然災害”，百度上是這麼說的：

“三年困難時期”又稱”三年自然災害”，是指中國從1959年至1961年期間由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嚴重“左”傾錯誤，加上從1959年到1961年，中國農田連續幾年遭受大面積自然災害所導致的全國性的糧食和副食品短缺危機，新中國面臨建國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困難。

即存在“三年自然災害”！

百度還陳述了氣象、水文、農業、民政和統計部門記錄的原始資料文獻，陳述了《中國災情報告》從1958年至1962年的災情記載，說“三年自然災害”是建國以來第一場連續多年的嚴重乾旱災害。

時間上以1959年夏秋至1960年夏黃河流域、西南、華南為主，1961年春夏秋華北平原、長江中下游連續乾旱為主；以及1962年春夏、夏秋的華北黃河流域、東北的乾旱。

根據劉穎秋主編的《乾旱災害對我國社會經濟影響研究 》，認為1959年“是新中國成立10年來旱情最重的年份”。

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乾旱時段、地區和降水距平（圖）

《中國水旱災害》歸納，1949-1990年，“全國受旱面積超過2000萬hm的有23年，成災面積超過1000萬hm的重旱年有12年，成災面積超過1500萬hm的大旱年有5年，按成災面積大小，依次為：1961年、1978年、1960年、1988年和1989年……受旱率超過15%和成災率超過5%的有15年，包括1972年、1976年及1959-1961年、1978年-1982年和1985年-1989年等3個連續年段。受旱率超過20%和成災率超過10%的有6年，分別是1960年、1961年、1978年、1986年、1988年、1989年”。可見，1959-1961年屬於該序列的重旱和特大旱年，成災面積名列前茅，而在建國初期17年（1950-1966年）的統計裡，該時段的受旱面積、成災面積、糧食減產量、受旱人口的統計數值，則更居於首位。

《乾旱災害對我國社會經濟影響研究》歸納：“受旱面積的7個高峰期為1958-1962年、1972年、1978-1982年、1985-1989年、1991-1995年、1997年、1999-2001年，均在3000萬畝以上。幾個受旱超過4000萬畝的嚴重乾旱年，如1959年、1960年、1961年、1978年、1986年、1988年、1989年、1991年、1992年、1999年、2000年、2001年均出現在上述高峰期”。而1959-1961年的嚴重乾旱，按時間序列居於諸高峰期的第一峰。

這個說法也是有根有據

嗨，資料與資料，數據與數據在打架！

問題在於，建國以來受災年份不只是1959至1961年，為何偏偏這三年國民經濟出現嚴重困難，甚至引發全球關注？

事實上，1959年、1960年、1961年這三年的農業減產的數量是相當大；工業生產在1961年減產了百分之40%，或者還多一點。

這與大躍進的初衷和目標完全相反，大躍進的結果不進反退，出現了一個大的馬鞍形。為什麼？

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先是提到“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接著說到1958年以來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談得更多的是“左”的路線和政策，大膽提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劉少奇還引述湖南農民的說法，也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說“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

就是說，主要問題是“人禍”，自然災害是次要的！

劉少奇在這裡沿用了“三年自然災害”的說法。這也許是當時的政治環境，只能這樣說，只能把問題引到自然災害上。

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不僅講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講了大躍進“出現了一個大的馬鞍形”，更提出人民公社“當時不辦也許可能好一點”，彭德懷“信中所說到的一些具體事情，不少還是符合事實的”等等話語，相當精當。

這說明問題的確出在“人禍”上，而不是所謂“自然災害”上。

七千人大會之後，劉少奇主持國民經濟調整，針對那種一味歌功頌德的現象批評說：“中央工作會議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有問題不願揭，怕說漆黑一團！還它個本來面目，怕什麼？說漆黑一團，可以讓人悲觀，也可以激發人們向困難作鬥爭的勇氣！”

劉少奇強調：我們應當充分估計困難，“對困難估計不夠，自己安慰自己，那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劉少奇更大膽說出：“‘左’了這麼多年，讓我們‘右’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