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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翻臉、德國吵翻天…… 任正非經營歐洲的策略失敗:原因在於太儒家?

隨著美國將華為列入“國家安全威脅”並對華為設備進行全球“封殺”,英法德等眾多西方國家在觀察了美國毫不留情的態度,紛紛對華為翻臉,讓任正非,傾力經營歐洲的策略遭遇重挫。

英法翻臉、德國吵翻天…… 任正非經營歐洲的策略失敗:原因在於太儒家?

歐洲主要國家無情翻臉拒絕華為參與5G建設

隨著美國將華為列入“國家安全威脅”並對華為設備進行全球“封殺”,英法德等眾多西方國家在觀察了美國毫不留情的態度,紛紛對華為翻臉,讓任正非,傾力經營歐洲的策略遭遇重挫。
最具影響力的是歐洲三巨頭英、法、德三國的政府的急拐彎:

7月2日,英國首相約翰遜表示,英國“必須重新審慎思考”如何處理與華為的5G建設協議,英國政府不希望重要的基礎受制於“潛在敵對國家的供應商”。
7月5日,法國政府公開表示,法國在5G電信網絡中儘管不會全面禁用華為設備,但會勸阻法國電信公司不要使用。
7月7日,由於德國政府內部依然爭吵不休,儘管德國電信(Deutsche Telekom AG)堅持表示願意與華為堅強合作,但是她幾乎不能與華為簽署任何有關供應5G網絡設備的合作協議。
由於德國聯邦政府內部關於5G網絡的電信安全標準始終爭吵不休,無法取得共識,因此德國電信曾經表示,暫時不與華為簽署任何有關供應5G網絡設備的合作協議。
儘管此前華為已經與英國、法國和德國等國家簽訂了鉅額投資和合作建廠協議,但是,面對美國政治上的壓力和利益誘惑,“友誼”的小船依舊說翻就翻。
華為很有可能無緣歐洲5G建設,其此前的鉅額投資、尤其是“人情”投資可能都要打水漂。
這其中有複雜的背景和深刻的原因,儘管不乏美國的施壓,且伴隨著香港問題引發的地緣政治危機等因素,但與任正非經營歐洲的策略不無關係。
內因是決定的因素,從主觀因素分析,這不能不說是任正非對歐經營策略的失敗。

任正非經營歐洲的“非替代”的合作策略

任正非經營歐洲的策略,簡單歸納為華為對於歐洲市場,尤其是對英國、法國、德國通信設備企業採取“非替代”的合作策略。

華為2000年左右開拓國際市場,其在非洲市場採取的策略是“競爭”,相比之下,在歐洲市場卻始終採取友好合作和交朋友的“非競爭”原則。
當然,可能任正非還有一層考慮,就是華為的技術先進,難以替代,他想以技術合作換取市場進入。為此,多少年下來,華為不僅在歐洲市場鉅額投資,伴隨著技術合作花費了極大心血進行“人情”投資。
**但不管怎麼說,任正非的“非競爭”性策略很儒家,很不商業。**這符合中國自古至今的“和為貴”的交往方式。中國從來就不是重商主義的國度,中國商人所講究的誠信,是和氣生財+不爭+作揖承讓…… 這一系列中庸之道的混合體。
這個策略的根本問題就是丟掉了競爭。我們知道,自由競爭是市場的基本法則。競爭很殘酷,看起來很不人道。我們常說,商場如戰場。就是說,商業競爭對手好比戰場上的“敵人”,雖說不是你死活進行零和遊戲,但卻遵循贏者通吃的法則。這也接近叢林法則,強者勝出:勝者為王,敗為寇。其中不能有絲毫的退卻,只有競爭、競爭、競爭!
所謂“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別無它法!
華為從在歐洲放棄競爭原則起,就埋下了失敗的種子。任正非的“不爭”,他的仁慈,他對歐洲市場和企業的“心慈手軟”,正在付出沉重的代價。
面對事關歐洲各國,尤其是英法德三國視為產業支柱和就業保障的通信產業和設備製造商,華為並未利用其技術及產品的優勢、龐大的產能及成本優勢,採取低價競爭、技術和設備替代的產業碾壓策略。而是通過為當地電信企業服務,與當地設備企業合作建設基站、大規模投資當地科技研發中心,增加當地就業等方法,力爭與歐洲的政商兩屆建立“友誼”。
這種一味求友好、求合作而放棄市場競爭的結果,華為在歐洲的競爭對手沒有絲毫損傷,反而壯大起來,成為當下美歐在5G市場擠掉華為的備選,如愛立信、諾基亞之類。

“非替代”的合作策略只是任正非的一廂情願

“非替代”合作是一種市場進入容易,站穩腳跟難的短期策略,說其短視也不為過。從中可見,任正非對於歐洲複雜的政商關係、歐美之間複雜的政商紐帶關注不夠,理解不透徹。所以,儘管華為能夠在歐洲市場實現迅速突破和歡迎,但與此同時,華為沒能對歐洲、尤其是英國、法國、德國的電信產業和通信設備企業形成競爭優勢,進一步說它丟掉了基於技術優勢的產業壟斷,一種足以讓歐洲通信行業巨頭臣服、低頭、不得不依賴華為的市場機會。而一旦遭遇歐洲內部、歐美之間政商關係的變化,就面臨如今的窘境。
歐洲各大電信產業巨頭崇尚的是競爭法則,它們並不認可這種“非替代”的合作策略是一種善意,一種施捨,——它們的字典裡就沒有這種東西!它們虎狼般時刻要吃掉你,在廉價分享你的技術的同時,搶奪你的市場份額!
任正非一廂情願地認為,只要華為不在歐洲主動發起價格戰,不謀求獨佔市場,維持對當地的各種投資,僱傭當地人員,實施和所在國的知識產權共享,最終就能達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真正合作。為此,華為在歐洲幾乎與所有主要的運營商都建立聯合創新中心,研發投入近1億美元,對歐洲採購金額超過50億美元,僱傭歐洲當地員工超過11000人。
但歐洲電信產業巨頭、乃至它們背後的政府並不領情。
結果是顯而易見的:華為以“非替代”的合作策略進入歐洲市場,最大的受益者不是華為,而是歐洲電信巨頭。它們在華為的餵養下迅速成長。在華為的服務、扶持下,大幅提升了歐洲各國的電信技術水平和服務能力、降低了價格。
尤其是英法德三國不僅保留了非華為產品的相對完整的電信網絡和產業鏈,而且例如法國的阿爾卡特(Alcatel)、德國的西門子(SIEMENS)、瑞典的愛立信(Ericsson)、芬蘭的諾基亞(Nokia)等歐洲通信設備製造企業也保留了基本的產業能力。一旦形勢有利,它們將毫不猶豫地將華為擠出歐洲市場;它們還要和華為爭奪歐洲外的其它國際市場。
這些歐洲通信設備製造業的巨頭,不僅沒有被華為的優勢所碾壓,反而被慣壞了。它們認為華為的“非替代”合作是它們應該享有的“特權”,是華為必須繳納的入場費。而一旦可以取而代之時,就毫不留情的翻臉。
華為也不得不為它對歐洲市場和企業的“心慈手軟”而付出代價。
這是剛剛成長起來的中國跨國企業的不成熟,更是一次次遭遇滑鐵盧的病根子。

任正非總想擺脫政治因素但“政治”如影隨行

面對美國及西方栽贓華為的中國軍方背景,指責其5G危害國家安全,任正非陷入被動式解釋的漩渦。他不停地強調華為不是中國國企,沒有向中國政府提供後臺信息;他甚至說華為並非是中國企業,而是一家國際企業;他躲開政府,躲開國內一切官方宣傳,拒絕跟官方搭上邊…… 但美國政治、西方政治還是時刻、到處糾纏著他。
以任正非的知識和經驗,不會不知道經濟跟政治不可能脫鉤。我們從事的經濟,實質是政治經濟。
不管任正非怎麼掙脫,美國及西方國家還是要給華為貼上一個標籤:“威脅國家安全”。他走到哪裡,這個標籤被貼到哪裡。
為此,華為在美國被起訴,在西方國家被限制、甚至被禁止參與5G建設。
為此,任正非本人付出的沉重代價是,他的女兒孟晚舟被構陷,不得不在異國他鄉接受審判。
要說華為威脅了歐洲國家的國家安全和產業安全,這當然是一種政治構陷,而非實際存在。對於美國的構陷,歐洲國家心知肚明。如果說,華為真的有能力威脅到英法德等國家的國家安全,那麼,它就可能遏制住這些國家的產業咽喉。果真如此,這些國家怎敢反過來輕易地“遏制”華為?!
但是,歐洲國家還是要把美國的這個“威脅國家安全”的標籤拿過來,在符合本國企業、乃至於國家利益的時候加以使用,以求達到利益最大化。
在關鍵時刻,華為無法“取代”歐美政治之間的“親緣關係”和金融財團的共同利益。

不僅華為而且整個中國企業都需要反思

有國際問題專家指出,任正非對歐洲的合作策略遭遇的挫折再一次證明,那些歐洲“新朋友”,永遠也比不上美國與歐洲之間錯綜複雜的“家族關係”和資本集團的利益鎖定。在關鍵時刻,在美國的重壓和利誘下,歐洲很容易選擇放棄華為。
這也許是不重商的中國儒家文化在跟西方自由競爭法則碰撞下的一次硬傷。中國企業在走出國門後,常常以“大國責任”為己任,不計代價地一味講合作,甚至以“沒有任何交易條件”而自豪於世,而恰恰放棄了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則-自由競爭,結果往往在遭遇地緣政治形勢或投資對象國政治翻轉時,措手不及,遭受重大損失。
如果我們一一盤點中資在國外的投資項目,就可以看到,這樣失敗的例子且非華為一家!
放棄競爭法則而只講合作,其結果可能不是雙贏,而更多的是我方輸。
走向國際市場,究竟是以“合作”為先導,還是以“市場”為先導?或者說,是“友誼第一,比賽第二”,還是相反?是搞堅持“毫不利己”的國際主義,還是堅持“利益第一”的競爭原則?
這是中國企業走向國際市場,站穩腳跟的根本問題。
現在到了華為、乃至於整個中國資本重新考慮並改變對外投資的策略的關鍵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