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 中國做了什麼惹怒西方世界？

發生在2019這場新冠病毒疫情是一場來自自然的天災，到了2020的庚子鼠年，卻以“超出所有人的想象力”，演變成一場人禍。

面對這樣的世紀疫情大流行驟然爆發所引發的全球恐懼，我們失去了理智的判斷、理性的思考和應有的反思，為了自保的自私與自大，為了卸責的嘲諷與指責，為了搞垮對手落的聲討與汙名，甚至陰謀論甚囂塵上。

尤其是近來，西方針對中國發動了一場“追責”、“清算”輿論戰，汙名化名詞、歧視性口號鋪天蓋地，不絕於耳，再次炒作中國隱瞞疫情、延遲抗疫，甚至再掀對“吹哨人”訓誡的底牌，認定中國就是病毒之源，要對疫情全球爆發負責。甚至印度、巴西都參與進來。

特別是近日伊朗官方質疑中國疫情數據之說引起國際輿論高度關注。伊朗衛生部發言人賈漢普爾4月5日表示，中國官方的統計數據似乎是一個“慘痛的笑話”，讓世界上許多人認為新冠病毒就像流感一樣，且死亡率更低。他還表示：“如果中國說疫情在兩個月內得到了控制，人們應該認真考慮一下。”

伊朗被外界認為親華，是中國的盟友。其公開批評中國實屬罕見，我們不能不重視，也不是提出抗議就能平息抱怨的。

目前，這場輿論戰已經發展到外交、司法領域，可謂聲勢浩大，黑雲壓城。

中國陷入極為不利的國際輿論壓力和複雜的國際關係，說是改革開放以來面臨的最大危機，也不為過。

我們做了什麼，而惹怒西方世界？

我們且不去指責別人的特殊動機和種種不是，而是從全球疫情演變的危局中反思自己，我們的確有諸多處置不當的地方。

1 武漢早期隱瞞成原罪

新冠疫情開始於武漢，這是不爭的事實，也是推不掉的“原罪”。關於這一點，張文宏一再強調。承認這一點，是明智的，才可能重回理性的思考。

疫情初始，即在最有機會控制住疫情的黃金時間段，因為湖北省和武漢市的輕視，加上可能擔心影響經濟、兩會和春節在即，因而投鼠忌器，行動遲緩、猶豫，應對不力，也可能其本身的智慧、膽略和治理能力不足以應對這場突如其來的疫情，而採取了種種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及其所衍生的諸多處理方式，在導致疫情失控的同時，讓自己深深陷入“塔西佗陷阱”即公信力危機。

香港大學SPACE學院常務副院長劉寧榮教授指出：“回首往事，不少人都低估了疫情的危害！但是，在疫情還沒有開始蔓延時，如果做到信息公開透明，如果吹哨人不被勸誡、警告、和懲罰，或許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歷史會改寫。許多在武漢不該發生的事一定不會發生，武漢的犧牲就不會這麼大，中國百姓的犧牲也就不會這麼大。

“這次疫情如此迅猛擴散的第一責任人當然是武漢當局、湖北當局，他們對公眾隱瞞信息甚至掩蓋真相，引發了民眾的不信任，國際社會不少人甚至懷疑中國的死亡率造假。中國最為受傷的就是因封鎖和隱瞞信息，導致疫情的控制受到延誤，遭到國際社會詬病、排斥和指責。武漢封城之後，中國的經濟和民生受到重創的舉措和犧牲也因此大打折扣，對中國的負面影響其實剛剛浮現。”

鍾南山團隊的一項研究報告顯示，如果將“封城”措施提前5天，總感染規模將減少約66.4%。而英國南安普敦大學的研究表明，如果武漢提前三個星期開始狙擊這一病毒，僅中國受感染的數目就可以減少95%。西方有人用這樣的數據，批評、追責中國管控遲緩、從而致使疫情蔓延全球。

這些只是根據數字模型推算出來的，與現實之間可能存在的巨大差距。這難道能夠成為中國要為全球負責“買單”的根據和理由嗎？全球疫情爆發，各主要國家不都是重複了當初武漢的錯誤碼？

劉寧榮教授還指出，從中國最早處理新冠肺炎的不當做法，到世界衛生組織遲遲未對全球發出最高級別的警告，到歐美各國的遲緩應對行動，都和缺乏透明度有關聯。“如果武漢封城之後歐美各國不會如此傲慢，而是積極合作應對，今天的歐洲和美國或許就不會面對這樣的人道危機。”

的確，當初武漢疫情爆發，在中國疫情最嚴重的時刻，美國及西方政客隔岸觀火看笑話，根本沒料到自己也會被病毒襲擊。特朗普為了選舉、為了不影響經濟，一直淡化疫情，說風險很低，根本不作為。他本以為關閉了來往中國的航線，切斷了來自中國的人流就萬事大吉了，還不讓郵輪上受感染的遊客在美國下船，就是要製造美國本土病毒感染者很低的假象；在疫情爆發席捲大部分州時，也是不斷大事化小，儘量降低疫情所帶來的衝擊和影響。現在疫情猛烈爆發，感染者破40萬、死亡超過1.5萬，成為世界最嚴重的疫區，才慌了神。面臨經濟衰退和選舉危局，就要找替罪羔羊，渲染武漢的“原罪“，甩鍋中國。

這跟武漢疫情初期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儘管中國在修正了武漢前期隱瞞疫情的錯誤，快速啟動武漢封城和全國性隔離措施，為整個國際社會控制疫情爭取了難得的寶貴時間，但是因為西方的政治算計和一些國家急需甩鍋，武漢之原罪不僅沒有減輕，反而被要求追責、清算。

疫情畢竟首先在武漢發生，這是木已成舟的事情。有關病毒來源一日沒有科學論證說它不是源自武漢，武漢的“原罪”一日推卸不掉。所以，中國輿論不要主動挑起爭論，一定要冷靜等待科學研究的結論。

再者，不論怎樣，歐美現在處在疫情的暴風眼，是最最艱難的時候，我們沒有必要在這個敏感時刻，去跟相關國家置氣、爭辯，更不要比爛，而逞一時之快。

2  對歐美疫情幸災樂禍

先是中國爆發疫情，歐美看到中國面臨的困境，帶有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甚至抱有幸災樂禍看笑話的心態，更由別有用心的政客和媒體把病毒與中國的國民性和低劣文化相聯繫，各種汙名化字眼和文章、評論撲面而來，甚至“東亞病夫”這種近代西方列強殖民東方的東西也會堂而皇之登上美國主流媒體。

這無疑讓中國人民憤怒！的確，在中國人民受難時，你這樣做，很不人道，很不道德。

但是當中國疫情好轉，而歐美疫情大爆發後，中國輿論也開始“以牙還牙”報復了，媒體充滿了幸災樂禍，特別是社交媒體、自媒體更是唯恐天下不亂，大肆渲染歐美國家應對不力，批評、譏諷之詞鋪天蓋地，甚至主流媒體、資深媒體人也在指責歐美抗疫“一塌糊塗”、“亂成一鍋粥”，大有一種“早知今日，何必當初”的味道。

更讓人難以接受的是，當英國首相約翰遜病重進入急症看護室時，不少無良者人拍手稱好，點贊者數十萬。這是什麼心態？

即使從人道主義出發，我們也不應該幸災樂禍地嘲笑別人，透過渲染別國的疫情失控來展現自己的英明和偉大，而忘記了自己並沒有完全走出險境。記得有人說，當我們還無法正常地伸出舌頭，道出自己的甜酸苦辣之時，又何必如此居高臨下，帶著幸災樂禍的病態，刻意營造似是而非的場景，來彰顯那虛幻的優越感！

有篇文章如是說：美國和意大利的報紙上密密麻麻的訃告，看去令人悲傷和沉重，恰恰彰顯了人性的一面。中國不少媒體將意大利和美國醫院中的屍體的照片無限渲染，而失去親人的武漢人前去領取骨灰盒，為了正常的悼念發出的哀思和照片卻消失了。我們當中總有人不願正視自己的創傷，不可忍受將苦難、悲劇和醜惡呈現在他們面前的人，將讀者高達五千萬的“日記”視為惡毒、無恥，卻又如此鍾情地展示“紐約醫院屍滿為患”、“紐約窮人疫情之下被迫乘坐地鐵上班”、“英國政府勒令醫生封口”這樣的文字和照片。廣東一個企業老闆竟然建議廠家做假測溫槍賣給美國，讓感染者越來越多，遼寧有餐廳門外貼出橫幅祝賀美日疫情擴散，就不單單是沒有同理心了，而是無知的反人類言論。

我們更不應該高調宣傳中國抗疫成功的“模式”，渲染中國疫情好轉的盛況，生怕別人不知道。正面宣傳本來沒有什麼，問題在於不合時宜，當別人受苦受難之際，你卻渲染自己早已脫離苦海，而譏笑別人處在水深火熱之中。將心比心，這樣的對比誰受得了！

我們為什麼就不能站在別人的立場設身處地地考慮他們的感受？

中國和西方各自的輿論場在疫情的不同階段，都出現令人不安的輿情風暴。在別人遭受巨大災禍時，不是祈福別人早脫離苦難，而是表現出你越糟糕我越高興的畸形心態。

我們看到的是，與西方的傲慢相對應的是，在中國自媒體的世界裡無時不在的自大，在那裡你只看到中國成了全球抗疫的英雄和救世主，所有的悲劇都活脫脫地變成了讚歌的素材，而忘記了病毒是從武漢開始向全國和全球蔓延的。這樣的自大在中國抗疫初現曙光之後，更是變成了對他國肆無忌憚的嘲笑。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就是人性？但是我知道這是不人道、不道德的。

東西方的不同輿情，反映了雙方缺乏同理心，各方媒體將不同的認知誇大宣傳，激起雙方的逆反心理，從而加劇對立與衝突。

中國用自己的方式-舉國之力全力抗災，人民也積極配合，在“準戰爭”狀態下犧牲個體的權利和自由，讓患者受到正常的醫療救助。雖然很快見效，但是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即使疫情好轉，也不能拿來慶賀。

雖然中國的抗疫可歌可泣，但中國的做法在西方行不通。我們不應該去推銷中國式抗疫模式，更不能去質疑、批評別國的抗疫努力。我們不是一直提倡各國應當採取適合自己國情的方式嗎？我們不是一直說“鞋子是否合適，只有腳知道”嗎？我們一向不喜歡西方指手畫腳，難道西方國家就喜歡中國這麼做？

有專家指出，一些自媒體對別國狀況一知半解，充滿無知、偏見和輕蔑，非要說人家不會抄作業。看看東鄰日本和韓國的做法，連大面積的檢測也沒做，情況也不算太壞！日本的人口密度還超過中國，但日本人平時的生活和衛生習慣，你又瞭解多少？其實就是華人社會的香港、澳門、臺灣、新加坡等地的處理方式都不同，其中新加坡的所謂“佛系”防疫措施相當成功讓不少人大跌眼鏡。

再看美國紐約，州、市政府拼命組織醫療資源，在中央公園、體育場迅速建起方舟醫院，各醫院騰出床位。現在出現較多空置床位；加快對受感染疑似人員的檢測，將感染者全部納入醫治範圍；來自全美7萬名醫務人員主動報名成為自願者，“捷藍”航空免費載送這些醫護人員“上戰場”，酒店免費提供住宿；眾多企業慷慨捐贈急需的防護用品和醫療設備，但沒有企業對這些行動發稿、做公關、高調宣傳。現在的紐約，雖然感染者數量高企，但是正在進入平臺轉折點。

劉寧榮教授有句話很到位：

一個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只要勇於承擔起苦難中的責任，最終一定是會得到別人的理解和讚許的。

3 源頭之爭激怒西方

在這場疫情席捲全球時，新冠肺炎也成了陰謀論的溫床。短短的一個多月時間裡，武漢P4說，有美國基因武器說，有海外輸入說如意大利0號病人之說，莫衷一是。有人說，人性雖惡，還不至於如此匪夷所思。病毒來自動物，這是科學界目前的共識。有關病毒洩露或基因武器之說，稍微求證，就知道是胡言亂語。有關意大利0號病人之說，也站不住腳。

我在《新冠病毒“五大源頭說”的來龍去脈以及如何攪動中外輿論場》對此一一做了力所能及的求證。認為，這些都是毫無根據即沒有科學研究證明的推測，或者就是編造、杜撰出來的，說得不好聽，就是陰謀論。

如果說，陰謀論首先來自美國政客班農、科頓之流編造的“中國洩露生化病毒”之說，以及美國及西方媒體的添油加醋的渲染，那麼後來的中國媒體、特別是自媒體加入進來，渲染病毒境外“輸入說”，以訛傳訛，就顯得很不明智了。這樣一來，就陷入“一個巴掌拍不響”的陷阱，就是清官也難斷是非。

中國輿論參與陰謀論的口角戰，是從出現病毒源頭“不一定在中國”的說法開始，然後媒體開始渲染以博眼球，同時自媒體開始四處挖掘來自境外的病毒來源，於是就有了各種說法，直指美國，日本媒體的報道、美國CDC主任在國會的說法也都成為佐證依據。

最不靠譜的是外交部發言人的推特，說美軍在武漢播毒，由此引發軒然大波。於是被美國抓住把柄，特朗普親自上陣，報復性地惡意使用“中國病毒”，開始了甩鍋大戰。病毒名稱由此被西方貼上政治標籤，中國開始揹負更大罪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特朗普改口之後，還堅持要將武漢病毒寫進7國集團外長的公報裡。雖然被其它國家拒絕，但是西方不少國家對於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的舉動感到憤怒。現在的追責聲中，這成為一大“罪責”。

更為嚴重的是，“中國病毒”經過特朗普的大嘴巴，傳遍全球，造成了美國等地歧視亞裔人的犯罪上升，危及美國的亞裔社群。連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採訪的時候，不僅感慨美國失去了領導世界戰疫的能力，而且驚歎這兩個世界大國竟然可以如此低水平地進行“口水戰”。

這樣的外交戰，史無前例，即使冷戰時期的美蘇之間也從未有過。一個超級大國的國家元首信口開河任性地汙名化一個國家，而一個國家的外交官直接怒懟這個超級大國的國家元首。在中美面對肆虐世界的病毒，需要高度融合的今天，兩個最重要的大國如此惡言相向，外界哀嘆：中美關係離惡化的日子不遠了！

我們反思自己，千不該、萬不該，外交部官員不該在沒有證據情況下指控另一個國家。這是外交之大忌，讓外界質疑中國外交出了什麼狀況。周恩來創造的謹慎外交方針哪裡去了？周恩來幽默回應西方輿論責難的睿智哪裡去了？鄧公韜光養晦、綿裡藏針的外交方針哪裡去了？

我們應該是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由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緊急出面滅火。崔天凱重申，病毒來自美國軍方實驗室的謠言系危險的陰謀論。他表示不可相信此類瘋狂言論，病毒的來源問題應由專業的科學家來尋找答案。崔天凱表示：揭開病毒的來源，這是科學家要做的工作，而不是由外交官或者記者來進行揣測的，因為這樣的臆測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而且非常有害。

崔天凱4月5日在《紐約時報》刊文《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指出圍繞疫情中美兩國間有一些不和諧的聲音。“但現在不是相互指責的時刻，現在我們需要團結合作、互幫互助。”文章說，此時此刻團結至關重要。要保持清醒、明辨是非，對那些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歧視仇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說不。因為這樣的言行不僅會嚴重破壞中美當前合作抗疫的努力，也將埋下猜疑甚至對抗的禍根，將兩國的人民拖入險境，甚至殃及全球。

其實病毒起源地何罪之有？

我欣賞上海市新冠肺炎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的態度。他反對“在證據不充足的時候隨意發佈消息”。張文宏在回應了有關病毒源頭“不一定在中國”的說法。他認為，中國只有武漢最先出現了這個新傳染病，如果是外面傳到中國來，應該是幾個中國城市同時發病，而不是有時間先後。這位傳染病學專家還說，病毒的源頭是一個敏感的問題，但是一定要有”確切的依據”。所謂依據來自兩個方面：”第一，這個病毒出現的時間點，哪裡最先出現的，要追究這個時間的先後；第二，要尋找他在進化樹上面的位置，後面基因的進化應該是在前面的基礎上。”張文宏認為，應該把上述兩個方面放在一起考慮，”避免在證據不充足的時候隨意發佈消息”，否則會給普通民眾帶來困擾。

4  援助中的感恩宣傳

中國疫情好轉之後，立即對重災國家施以援手，慷概援助各種醫療防護設備和用品。與此前西方國家對待中國的態度相比，中國展現出了大度與不計前嫌。

這本是一件好事，一件善事。但是，沒想到除了獲得少數國家的禮遇與敬意外，沒有得到西方其它國家的應有“禮遇”。且不說感謝，歐洲一些國家，西方一些政客和媒體反而橫生猜忌，質疑中國展現的國際大救援“過分完美”，認為這種“人設”建立背後藏著一些特定的政治目的，甚至指責為“抗疫外交”，是為了增加在歐洲的話語權。當中國大力援助歐洲震中意大利時，由歐洲媒體不是給予積極評價，反而指責說是為了分裂歐洲。之後，法國、德國開始提供支援-可是此前做什麼去了？

問題出在哪裡？

歸結起來，主要是兩個方面：

**一個方面是質量問題。**醫療防護設備和用品，涉及人的生命健康和防護的有效性，標準、質量是最為重要的問題。但是，中國援外醫療物資的質量問題頻發，接連出現退貨潮。先是從西班牙、捷克、土耳其都傳出中國產新冠肺炎試劑盒準確度不高的問題，近日又傳出英國抗議中國產測試盒質量差，要求退款。外媒報導，英國從中國訂購的1750萬個冠狀病毒抗體檢測盒當對非重症患者進行檢測時結果都不可靠。英國公共衛生病毒檢測協調員約翰·貝爾教授表示，“我們看到很多假陰性，我們也看到很多假陽性。對於檢測盒供應商和我們來說，這都不是一個好結果。”

這一問題同時出現在菲律賓、馬來西亞。

中國試劑盒使用的統計數據顯示，準確率只在30%-50%。

與此同時，中國口罩也出現相同的遭遇。特別是國際互聯網上刷屏了一段視頻，鏡頭下：一個（中國）口罩生產廠的生產線旁，一名男子對著攝像頭，一臉得意洋洋的表情，用生產的口罩，抓起一把把來反覆擦鞋並向大家炫耀！旁邊有人還在為他的行為稱讚：“有錢、任性！”而且，美國司法部長威廉·巴爾（William Barr）也轉了這個視頻！

中國口罩問題由此被推到了輿論的風口浪尖上！

這段視頻不僅凸顯國民素質之低下，而且顯現企業管理之不堪，尤其是生產醫療防護用品的企業，對衛生要求高過一切。如果所拍視頻屬實，人們有理有質疑該企業產品（口罩）的衛生標準。這一段視頻徹底砸碎了“中國口罩”之人設，其影響之惡劣可見一斑！

其惡劣後果很快顯現了，先是傳出荷蘭收到的130萬片中國製KN95口罩質量不合格，已經發放到醫院的全數召回。同一時間，美國拒絕使用中國標準的KN95口罩。

**第二個問題出在輿論宣傳上。**我國媒體都以疫情國家“求援”“求助”中國援助進行宣傳，自媒體上更充滿要求受援國感恩的聲浪，認為中國成了抗擊國際疫情的領導者，。這是導致受援國反感的主要原因。

是的，我們是援助了別人，但是疫情畢竟首起於武漢，我們最好是保持低調、低調、再低調。不要以慈善家、更不要以“救世主”姿態出現，不然做了好事得不到好評，甚至不得好報。任何一個有尊嚴的國家，都不會接受嗟來之食。

還有一件事在西方影響很大，即發生在意大利的“升降國旗”事件，震驚了歐美。可能是為了發洩對歐盟“見死不救”的不滿，有意大利人一氣之下把歐盟的旗幟降下來，把中國和俄羅斯的旗幟升上去。於是，中國媒體歡呼，而西方媒體開始炒作中國的“口罩外交”、“抗疫外交”，加入了許多的政治元素。於是，歐美提高了警惕，認為中國在爭奪歐洲話語權，甚至質疑在分裂歐盟，於是，法國、德國先後表態支援意大利，並開始收治意大利患者。

我們要認真反思自身是否做得很好，而不要認為都是別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