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高瞻遠矚的重要警示

早在1956年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曾經告誡全黨：“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1959在《政治經濟學讀書筆記》中，他老人家更是高瞻遠矚地明確強調：“有一個問題值得注意，這就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問題”。 毛澤東50多年前就警示“既得利益集團”的問題，真可謂高瞻遠矚！

**在毛澤東發出者一警示40多年後，我們黨也認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江澤民在2001年建黨八十週年的講話中，也再次重申，“絕不允許以權謀私，絕不允許形成既得利益集團”。年過九旬的“中國農村改革之父”杜潤生，曾在一次會上回答記者“中國改革最需要警惕的是什麼？”時，堅決而響亮地回答：“權貴資本主義”！ **現在，習近平提出“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就是要從制度上遏制乃至清除“既得利益集團”。**緊接著，又曝出中紀委將把“金融業和電信業作為反腐的重點領域”深入開展糾風和專項治理，重點糾正金融、電信等公共服務行業和教育、醫療、涉農、徵地拆遷、涉法涉訴等領域損害群眾利益的不正之風和突出問題，深化工程建設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治理，開展市場中介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治理”。再接著，1月23日，”中國數字時代”引述香港媒體消息，指在近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候任總理李克強公開點名央企五巨頭—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電信、中移動公款超度揮霍、官商勾結、另立門戶搞”家屬業務”，並表示將對這些企業進行整頓。

這些都似乎意味著新的中央將要對“既得利益集團”開刀。當前中國的改革已進入深水區，從這個意義上講，30多年後的今天與改革開放之初面臨著相同的挑戰：要繼續發展，就需要破除長期積累下來的體制機制弊端，需要觸動一些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 這些年人們一直在問，為什麼當前各項改革難以推進？為什麼從2006年公務員工資制度改革開始，中國新一輪收入分配改革總是在爭議和扯皮中“猶抱琵琶半遮面，千呼萬喚不出來”呢？從2009年4月29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加快出臺《關於加強收入分配調節的指導意見及實施細則》算起，眾所期盼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數易其稿，至今難覓其蹤。

為什麼從1994年《關於黨政機關汽車配備和使用管理的規定》為始，“公車改革”已經搞了16個年頭。雖然不時油門轟轟作響，但整體而言可謂是步履艱難。如果再加上“公款旅遊”、“公款吃喝”，這“三公消費”已成了黨和政府的頑疾。表面上大家似乎都慷慨激昂，深惡痛疾，而實際上卻習之成癖，要改也難。有人公然揚言，“沒有‘三公’，當什麼官”？

為什麼國務院對調控房價出臺了一系列方針和政策，儘管下了“死決心”、打了“組合拳”，可是從全國來看收效甚微，房價下調不大，甚至出現了“經理”向“總理”叫板的現象。個別地方明降溫暗託市，保障房廉租房，經濟適用房供給乏力，地方的軟頂硬抗，讓中央的調控成了揚湯止沸，窮其原因就在於地方利益的考量及對土地財政的高度依賴。

為什麼當前社會上各行各業的亂收費，亂漲價屢禁不止，為什麼假冒偽劣商品層出不窮，為什麼各種汙染頻頻發生，為了自己發財，那管它“洪水滔天寸草不生”……，諸如此類，不一而足，說到底，都是既得利益在作怪。 **還有很多個為什麼。其實這些為什麼的答案不言而喻，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遇到了既得利益的干擾和阻力。**這些既得利益集團，一方面把特了公共資源的配置權力。一方面也程度不同地掌握公共政策的制定權。公共資源、公共政策幾乎成為他們謀取和維護其個人和集團利益的“私家車”。 所以，進一步推進改革，就必須大刀闊斧地解決既得利益集團這一毒瘤、頑症，否則勢難繼續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