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革成员的提名过程及其中9位鲜为人知成员的结局

现在不知道些什么为好，似乎写什么都会犯错，有些惶惑。想了好久，就写点“文革”的是是非非吧。第一篇便是本文题目所说的事情。

这里所说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以下简称“中央文革”），不同于1964年7月成立的彭真任组长，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为成员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决定撤销“二月提纲”，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根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的回忆，在起草“五一六通知”的时候，已经开始酝酿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其成员先是由康生、陈伯达、江青提名。康生提名吴冷西、王力、关锋、穆欣；江青提名张春桥、关锋、戚本禹，还有陈亚丁（时任总政文化部副部长），但因刘志坚（时任总政治部党委副书记）的反对而出局；陈伯达提名尹达。据说周总理提名王任重，说毛主席很信任他。

据王力回忆，最初的名单上有陈亚丁，后来换成谢镗忠。

第一次提名名单里没有姚文元。

名单送给毛主席审阅，毛主席说，中央文革不能只由笔杆子组成，各大区、各省市都要有人参加。所以有了第二次提名，增补了大区（含省市）名单，还有姚文元。对于提名姚文元，当时陈伯达反对，说他的父亲姚篷子在历史上有变节行为，问题提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说：老子反动，儿子就不革命了？一锤定音，姚文元就进了中央文革。

但吴冷西没有进入中央文革，可能与毛主席说他是个“半马克思主义者”有关，而且他在彭真领导下犯过错误。

1966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闭幕大会通过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文革小组”）名单，两天后的5月28日发出《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决定文革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

文革小组成员名单（第一批-作者注）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王任重、张春桥分别代表中共中央华南局和华东局）

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已经耳熟能详，这里只说王任重、刘志坚。

王任重曾深得毛主席信任，1966年起任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王任重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仅半年就被打倒。1966年12月16日，在工人体育馆举行的“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上，江青对王任重发动突然袭击，诬陷他是“保守组织”的“后台”。事后又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判王任重，并突然宣布要王任重回湖北去，把他赶出“中央文革”。王任重被打倒后，以“CC特务”的诬被关秦城监狱7年.。1978年恢复工作后，历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

刘志坚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文革前任总政治部党委副书记，任中央文革副组长的同时，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后遭诬陷批判，被错误关押、批斗、审查近八年。1974年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怀下，被解除关押审查。1975年起担任军事科学院第二政治委员、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党委第一书记、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党委书记；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6年3月11日19时50分在北京逝世，终年95岁。

成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大家都熟悉，下面说说大家不熟知的三位：

**谢镗忠，**开国少将，时任总政治部群工部、文化部部长，1966年因参加因与刘志坚一起参加了江青在上海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而进入中央文革，1967年进入全军文化革命小组。1967年刘志坚被打倒，他从中央文革出局，终因此保全了自己。后担任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尹达，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任中国人民大学研究部副部长、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因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而进入中央文革小组。但不久因为压制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的群众造反，被历史所造反派从中央文革揪回历史所，从此与中央文革小组脱离关系。

穆欣，曾任中央党校新闻教研室主任、光明日报社党组书记兼总编辑，是重要的笔杆子之一，因此被任命为中央文革成员。1967年突然被戴上“特务”的帽子抓了起来，被关到北京卫戍区“监护审查”，从此从中央文革出局。1968年被关进秦城监狱，1975年5月14日才获准出狱。据《穆欣自述》，他被关秦城监狱的直接原因是得罪了江青。

通知之后不久，中央又确定第二批名单：郭影秋（北京新市委文教书记，代表华北）、郑季翘（吉林省委文教书记，代表东北）、杨植霖（青海省委第一书记，代表西北）、刘文珍（西南局宣传部长，代表西南）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这鲜为人知的4人，身为中央文革成员，主要在当地参加文革，在北京的时间很少，只参加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几次会议，很快被打倒。其中，最早被打倒的是郭影秋。

郭影秋深得周总理信任，曾任云南省委书记兼省长、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周总理曾要调郭影秋到国务院任副秘书长，郭影秋因钟爱教育事业而要求仍留在大学任职。后人大老校长吴玉章急请总理给他派一得力助手，中央改派郭影秋到人大协助吴老主持校政，任人大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后任北京新市委文教书记，因此而被选中进入中央文革。后被诬为“假党员”、“叛徒”、“二月逆流的急先锋”而遭到批斗和折磨，离开中央文革。1978年人大复校后任党委第二书记兼副校长。

郑季翘曾任《红旗》杂志社编委常委、吉林省委主管文教的书记，长期在理论宣传战线工作，他代表东北局参加中央文革小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他拒绝了留在北京直接参加“中央文革”工作，回到了吉林省委，不久遭到冲击和批斗，被“中央文革”小组除名。1968年恢复工作，先后任吉林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分管文教的记，1974年被罢官。1978年5月调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1979年3月1日，中共吉林省委作出《关于郑季翘同志平反的意见》，为他恢复了名誉。

杨植霖，蒙古族，曾内蒙古自治区区委书记、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西北局书记处书记，因此被选进中央文革，但主要在当地活动，1966年被打倒。恢复工作后，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

刘文珍，曾任《上游》杂志总编辑、中央西南局副秘书长、宣传部部长，代表西南局进入中央文革，但和上面3人一样，主要在地方活动。有关他在文革的活动很少，笔者只看到一则信息：1966年8月25日，中共重庆市委为贯彻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召开了各大专院校文革筹委会代表和学生代表“炮轰市委”会议，力求在文化大革命中争取主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西南局宣传部部长刘文珍，代表西南局到会讲话，号召“集中火力，炮轰市委”。刘文珍讲话时说：“今天这个会是炮轰市委，炮打市委，不是炮轰市委的哪个人，是炮轰市委的错误。”

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中央又发出通知，陶铸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

陶铸，曾任中南局第一书记，1965年1月调任国务院副总理，次年5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成为政治局常务委员。在“文革”造成全面动乱形势下，陶铸坚持原则，刚直不阿，竭尽全力协助周恩来支撑大局，与中央文革发生激烈冲突，遭到迫害和打击。中央文革宣布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王任重的“黑后台”。此后，“打倒陶铸”之火迅速燃遍全国。之后，陶铸被监禁在中南海里，失去了自由。1968年陶铸患上了胆囊癌，1969年10月被强令疏散到合肥。1969年11月30，在合肥孤独地去世，遗体以“王河”的化名被秘密处理，身份为烈性传染病人。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陶铸平反昭雪。

1966年8月3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 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力一直掌握在江青手里。

到1967年，小组成员陶铸、王任重、刘志坚、谢镗忠、尹达、穆欣先后受到打击离开中央文革小组。1967-1968年，王力、关锋、戚本禹被隔离审查。

中央文革小组18名成员在1969年中共九大上，只剩下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5人，他们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

中共九大后的庐山会议上，陈伯达大谈“天才”论，并在中央委员中鼓动要设国家主席，最终触怒了毛泽东。毛泽东以《我的一点意见》一文宣告了陈伯达政治生命的终结。会议闭幕后，中央宣布成立专案组，对陈伯达进行审查。陈伯达从此失势，退出政治舞台。

中共九大后，中央政治局恢复正常活动，权力运作再次制度化，中央文革小组自动消亡。1969年年底，中央文革小组不复存在。

1975年12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在北京病逝。至此，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只剩下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还活跃于政坛。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中央文革成员仅存的3人在政治上寿终正寝。他们在1981年受到特别法庭审判，江青和张春桥被判处死刑，缓刑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姚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1980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向全党公布康生的罪行，撤销原悼词，开除其党籍。康生的骨灰也从八宝山革命公墓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