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都在谈论“共同富裕”和“三次分配”，高度关注橄榄型社会，各种解读铺天盖地。
但是，纵观目前充斥在社交媒体上的各种阐述、解读，发现不少跑偏了题，诸如“限富”，“均贫富”、“杀富济贫”的字眼大量出现。
代表性的如智谷趋势文章《高层讲话传递重大信号，中国正在发生战略转向，决不允许穷者愈穷富者愈富》说，前30年，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现在开始，我们迈入了均贫富的阶段了。
还有一篇10万+的文章使用了“不患寡而患不均”概念。
什么是“均贫富”？
均贫富的同义词就是平均主义，另一重意思叫做“杀富济贫”！
陈胜吴广、黄巾军、黄巢、方腊……太平天国的众多农民起义，尽管旗帜、口号不尽相同，但总体上就是“均贫富”和“杀富济贫”。
殊不知，“不患寡而患不均”正是中国几千年平均主义思潮和运动的思想根源。
尽管每次大规模弄农民起义都导致了改朝换代，也促使统治阶级注意节制财阀和休养生息，但不可否认，这些运动同时也意味着浩劫，每次都对社会产生巨大的破坏性。
改革开放前，我们也曾实践过平均主义的大锅饭。
记得，我是16岁进厂，是一个部属企业，按照现在的说法是央企。当时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穿上工作服，昂首挺胸，很神气。
但三年学徒工，第一年18元，第二年24元，第三年满师32元。
一月18元肯定是紧巴巴的。好在我是电焊工，有毒工种，按照当时劳保制度，每月有6元营养津贴，只发营养券，可以吃到“特供”（不要票证）的肉蛋。
我那时很庆幸自己被分到“有毒工种”，让生活过得去。
第四年才正式定为二级工，工资定为37.44元（上海工资标准特有的现象），再后来普调一级为45元。我那个工厂是上海内迁厂，按照上海8类地区级别的工资标准，同级别工资比当地4类地区高出差不多10元。按当时的水平，算得上中产吧。
这个工资在当时的8类地区是普遍的，在4类地区的相同级别大概只有35元左右。
我换算一下，就按照改革开放至今，物价上升100倍（不知道有没有），我那时月工资45元相当于现在4500元吧，4类地区则相当于月工资3500元。
那个时候，国家最高工资400-500元，中央领导、顶级科学家、艺术家大概就这个水平。
但还有更低的，当时服务行业职工，月工资一般20元至25元。街道集体所有制企业就更低了。
农村就更不用说了。记得我哥姐下放农村，是个中等收入水平的县、公社、大队，住土坯砌成的房子，茅厕跟猪圈在一起，晚上点煤油灯；分配采取工分制，最高劳力每天10分，知青7至8分，女工更低。
10个工分折算现金不到1角钱，即使按照1角计算，365天忙下来只有36.5元。每年秋收分粮吃不到下个秋收，青黄不接时，每天只能吃两餐，还要吃稀的。
可怜的是，青黄不接时都是春夏农忙季节，吃不饱是最大问题。知情们全靠家里贴补。
当时比较富裕的地区是产棉区，但10个工分也只有2角多。
当时8亿人口，6亿是农民。
那个年代，搞的是计划经济，不允许农民搞副业，也没有自由市场，致富无门。
很多人沉湎在那个年代的平均主义，却不去讲那个年代的贫穷。是的，那个年代，大家收入差距是不大，但的的确确贫穷。
但谁希望贫穷？中国人曾经被穷怕了！
所以，均贫富的结果，搞平均主义的结果就是贫穷。
因为没有市场，没有竞争，没有致富的机会和途径，甚至长期的平均主义搞得大家泯灭了致富的欲望。
现在看来，平均主义只是一种脱离现实的理想化状态，是空想社会主义，近30年实践的结果是一个贫穷社会。
所以，邓公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还说：平均主义害处太大了，现在不能搞平均主义！
所以，改革开放从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开始。这才有了今天的一切。
一个时期以来，因为贫富太过悬殊，导致庞大的低收入人群的不满甚至情绪发泄，这是可以理解的。
解决“穷者愈穷富者愈富”没有错，公平分配更没有错，但只能是在发展经济、做大蛋糕的基础上，切好蛋糕，而不是平均分配蛋糕，换言之，不是、也不能把应该分配给能人的大块蛋糕均分给大伙。
我们的社会需要法制化的公平分配机制，而不是一场情绪化的“均贫富”运动，更不是杀富济贫的另一场“革命”。
现在共产党领导，实现了社会主义，难道还需要再来一次革命？
我们吃过平均主义的苦头，难道要倒退回去？
为了解决贫富悬殊，为了实现公平分配，中共提出三次分配，强调共同富裕。我们要全面准确解读中央决定。
中共中央提出三次分配的几个关键词十分重要：
三次分配协调配套
基础性制度安排
规范不合理收入
合理调节过高收入
这里处处体现着法制精神，即通过“基础性制度安排”、“规范”和“合理调节”，实现公平分配。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三次分配的重点不是“第三次分配”，而是“协调配套”的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
第三次分配更多的属于道德层面，是“公益慈善”的制度性安排，是否参与慈善也是自愿而非强迫，即通过制度性安排鼓励富人和企业家回馈社会，包括扶贫。
欧美国家的慈善产业主要是通过立法减免税收的方式鼓励。因为可以减免税收，就意味着捐赠有利可图，或减轻税负。
举个例子，如果某企业盈利100万美元，他捐赠出这100万美元，这捐赠的100万美元可以免税，那么该企业零税负，没有任何损失。
而且，欧美国家企业家的捐赠基本是通过建立慈善基金的方式进行，虽然慈善基金的运作有完善的法律规范，但也是由其本人掌控。
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富人自然愿意参与慈善事业。
所以在中国建立完善的慈善制度尤为重要，要建立慈善法，规范慈善活动和慈善资金、物资的投入和使用，而非像目前依靠行政力量进行。
再者，西方国家即使有了十分完善的制度性安排，也没有、也不可能解决贫富悬殊问题。
所以，对第三次分配不要过度解读，也不能拔高到通向“共同富裕”之路。
我理解，中央是要通过制度化安排，将三次分配纳入法制化轨道；通过规范不合理收入，整顿收入分配秩序，减少或限制（但不可能杜绝）“一夜暴富”现象；
通过鼓励性制度安排，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由此合理调节过高收入。
更重要的是，中央强调“共同富裕”是根据社会主义公平原则和制度性安排，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
就是说要形成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让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主流和支柱。
为了这一目标，首要的是通过制度化安排，实施政策倾斜，包括教育、培训、医疗、税收政策和鼓励劳动、技术和投资致富，把月收入2000元以下的8亿人口、其中重点是月收入1000元的低收入人口提升到中产阶级位置。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仍然是以承认收入差别为前提。所以，我赞成这样的观点：
共同富裕是普遍富裕基础上的差别富裕，不是同等富裕、同步富裕。
既然要搞市场经济，就有竞争，由于人的能力包括智力、体力上的差距，所获收入也必然存在差距。这也是马克思写《哥达纲领批判》这部巨作的原因，他在该著作中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我们把它现实化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也是中国执政党在40年前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现实缘由。
而且，只要搞市场经济，在重视按劳分配的基础上，也要重视资本在创造价值中的作用，这也是资本参与分配的理由。
而资本的参与必然会产生贫富差距，处理不当-缺乏公平分配的制度化安排，也会出现贫富悬殊现象。
中国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的指标甚至高于美国。中国有1058名亿万富翁，但同时却有6.1亿人月收入不足一千。
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调节贫富悬殊时把资本踢出市场！
对资本只能节制，而非打击，更不能剥夺、取缔！
节制资本、解决贫富悬殊，只能依靠制度化的公平分配，调节规范不合理收入和合理调节过高收入来实现。
其中主要依靠税收的调节作用，而非行政措施，更不能依靠群众运动达到目的。
如何节制资本，下一篇文章专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