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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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年前爆发的一场震撼中国大地的文化大革命，是从批判文化艺术界打开缺口、拉开序幕的！
1965年11月10日，署名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发表于上海《文汇报》，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后来获知，早在1962年，江青就找到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个正副部长，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却不料受到冷落。
1964年下半年，江青又在北京找人写文章批《海瑞罢官》，再次遭到拒绝。
但是，江青不久就得到上海方面的支持。1965年初，她和上海市委主管宣传的书记张春桥共同商讨，由姚文元写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
整个写作过程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
1967年2月，毛泽东主席在一次接见外宾时曾谈到：“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了交给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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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着《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写作与发表，这段时间发生了五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批判“三家村”
1961年，北京市委刊物《前线》为邓拓（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吴晗（北京市副市长）、廖沫沙（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开《三家村札记》杂文专栏，后来增设《燕山夜话》，以杂文形式针砭时弊。
他们三人被称为“三家村”。
对“三家村”的批判是从批判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开始的，但那时还没有和‘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
实际上，对昆曲《李慧娘》和作家廖沫沙为其所写的剧评《有鬼无害论》的批判，是这场文化大批判的开端，也是其主要内容之一。因此，这是当代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到了1965年，开始批判《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作者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位大佬被打成“三家村反党集团”。
矛头直接对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北京市委。
一般把批判“三家村”视为“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序曲和预演。
第二件大事：改组文化部
1965年的七八月间，中央对文化部进行大改组，涉及面之大，调整的干部之多，是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
这年4月7日，中央免去了文化部领导齐燕铭、夏衍的职务，茅盾仍然保留部长职务。
之后，主要从三个方面调来大批干部进入文化部：一是南京军区，南京军区第二政委肖望东被任命为文化部第一副部长、党组书记，南京军区政治部秘书长赵长河任办公厅主任，舟嵊要塞区政治部副主任聂鸣九任政治部副主任，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刘宗卓任政策研究室主任；
二是上海市：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石西民为文化部第二副部长、党组副书记。随同石西民调来的还有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常萍任文化部办公厅副主任。
三是中央任命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赵辛初为文化部副部长，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颜金生为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政治部各二级部的部长和许多处长几乎都撤换了。
这次大换班，涉及中央对文化艺术界的政治评判。正如后来“五一六”通知所说，这实际是“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第三件大事：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海瑞罢官》发表后，开始受到北京方面的冷落。
1966年1月21日，江青从上海到苏州找林彪谈对文艺的一些想法和意见。
第二天（1月22日），林彪向总政治部发了指示：“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
随即，林彪指令总政治部派人到上海参加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江青说：“我要请‘尊神’，请解放军这个‘尊神”支持我。”
第四件大事：彭罗陆杨事件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所谓“阴谋反党集团”立案。其中彭真的所谓“错误”，主要是主持制定了《二月提纲》，抵制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
由此扫清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组织障碍。
第五件大事：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1966年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后，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7人联名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
大字报中的宋硕为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陆平为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彭佩云为北京市委大学部负责人、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
后来，这张大字报被定性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1966年6月1日，经中央批准，新华社播发这张大字报；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
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北大的这张大字报，并配发了《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号召群众起来彻底摧毁“黑帮”、“黑组织”。
8月5日，毛泽东亲笔写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从此，“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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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之后，又发生了一件大事，矛头直指当时在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
1967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标题为《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文章，从批判姚克的《清宫秘史》开始，拉开了把国家主席刘少奇赶下台的序幕。
早在1954年，毛泽东主席在支持“小人物”李希凡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唯心主义思想时，又一次提出了批判《清宫秘史》的问题。主席写道：“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
阻止批判的原因可能跟刘少奇认为《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表态有关。
几年后，毛泽东主席再次说道：“《清宫秘史》五年来没有批评，如果再不批评，欠债越来越多了。”
直到1965年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同年12月21日，毛泽东主席在杭州同陈伯达、田家英、胡绳、关锋、艾思奇谈历史和哲学问题时，再一次提出批判《清宫秘史》，指出：“《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
毛泽东主席认为党内有一些人，总是存在着要依靠外国势力，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实现他们的政治目标的思想倾向。
很快，刘少奇就被批斗，随之被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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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运动之所以“文化大革命”命名，除了它是从批判文化艺术界拉开序幕，更涉及中央对整个文化艺术界的基本评价。
上世纪六十年代，对于文艺界的问题，毛主席曾经进行了十分严厉的批评，他说过这样一段话：
“各种艺术形式一一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现在不少人拿毛主席的这段话来写照当今的文艺界。
实际上，从反右开始，中央就开始关注文化艺术界的动向。
1958年2月下旬，毛主席在审阅修改《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一文时，关于“文艺上的修正主义路线”部分，他加写道：
“在我国，一九五七年才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一次最彻底的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给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以致命的打击，解放文学艺术界及其后备军的生产力，解除旧社会给他们戴上的脚镣手铐，免除反动空气的威胁，替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开辟了一条广泛发展的道路。在这以前，这个历史任务是没有完成的。这个开辟道路的工作今后还要做，旧基地的清除不是一年工夫可以全部完成的。但是基本的道路算是开辟了，几十路、几百路纵队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战士可以在这条路上纵横驰骋了。文学艺术也要建军，也要练兵。一支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文艺大军正在建成。”
1964年5月15日，毛主席会见阿尔巴尼亚妇女代表团和电影工作者，谈到文艺问题，时说：
“电影、戏剧、文学，不反映现代工农是不好的。我们社会还有许多意识形态未改造，现在正在做这个工作。我们的党是工人农民的党，政权是工农的政权，军队是工农的军队，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的意识形态，应当反映工农。旧的意识形态可顽固了。旧东西撵不走，不肯让位，死也不肯，就要用赶的办法。但也不能太粗暴，粗暴了，人不舒畅。要用细致的方法，战胜旧的，旧的还有其市场。主要的是我们要以新的东西代替它。你提倡的，是不会一下子实现的，你提倡你的，他实行他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已经提了几十年了，可是我们的一些工作同志，嘴里赞成，实际反对。包括一些党员、党外人士，爱好那些死人，除了死人就是外国人，外国的也是死人，反映死人，不反映活人。”
1964年6月11日，毛主席在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时提出要抓理论，抓文艺。他说：
比如唱戏，就是没有改革过来，这十五年根本没有改，什么工农兵，他根本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那个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所谓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1965年6月11日，毛主席在在杭州接见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成员时谈到文艺工作，指出：
“文艺座谈会我讲了话，放了空炮，以后二十几年没有整个抓文艺战线，结果长期以来照样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统治地位，尽是那一套，劳动人民只是打武场、跑龙套。现在要改一改，让劳动人民当主人，才符合我们现在的情况。”
毛主席当时提出的要改一改，就是要在文化战线上搞一场社会主义革命，让工农兵登上文艺舞台，让劳动人民当主人，唱主角。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出现了革命样板戏。
在1966年5月16日的中共中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中，毛主席指出牛鬼蛇神“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
毛泽东主席要求：
“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