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正在死灰复燃(三)为“文革”翻案的左派大有人在

多次谈论政改的温家宝在卸任中国总理前曾公开表示,文革的错误并没有完全清除,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文革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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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邓力群是极左思潮的后台。他2015年2月10日逝世后,比较活跃的代表人物有原国务院研究中心顾问马宾﹑原化学工业部部长秦仲达﹑原国家统计局长李成瑞。

此外,经常参与左翼团体活动的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国光、光明日报社原副总编辑陈谈强、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日新、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左大培﹑北京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梁柱、《中流》杂志原副主编孙瑞林、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顾问詹武、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前所长张卓元、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许建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鸿业、北京大学教授胡代光、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韩德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献田、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瑞复等一批人。

乌有之乡书社的负责人范景岗也很活跃。

当下不少人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痛心疾首,颇有人眼睛向后看,希望回到“文革”时代。有的人甚至提出“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要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来解决中国的问题。马宾、张宏良、梅俏可算是这方面的代表。

马宾,冶金工业部原副部长、鞍山钢铁公司原总经理、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顾问,2017年3月27日下午在北京去世,享年104岁。

改革开放以来,马宾无时不在缅怀毛泽东时代,一直主张为文革翻案。在他的记忆中,那是一个公有制经济昌盛,不脱离群众且世风良好的年代,转眼间,在物质刺激和市场效应下,社会风气败坏,“满目都是假,唯有腐败真”。当此之时,他力呼恢复毛泽东时代治国路线,再来一次“文革”,以清除各种腐败、不公等社会经济现象。

2006年,年过九十的马宾著《纪念毛泽东》,书名下边特地大字注明:“2006年12月26日”(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诞辰)。

这本书是杂记、论文、诗词的合集,总计40多篇,还有近20篇附录文章。书中收录的文章大体上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怎样看待改革开放以来的形势?作者认为,现在是“破产的破产,失业的失业,乞丐公然到广场讨饭,小偷多得防不胜防……工厂矿山事故频繁……贪污分子越杀越多,杀不胜杀”,“不推倒这新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党内修正主义),就不要想有社会主义”。

这些问题是怎么造成的呢?作者认为,“其历史根源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期,领导权被修正主义分子篡夺,而十一届三中全会背叛了毛主席路线,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群众运动”。

怎样解决这些问题?作者说:“必须翻案,必须造反……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这个名字,非常适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容”,“开展文化大革命,就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革命实践。”

马宾向读者宣布:“现在离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初期阶段,已经快30年了,看来我们应该规划,积极准备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下一阶段或叫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马宾同时提出斗争目标:“在城市,把在改革开放期间一切公有财产被私有化了的财产,全盘收归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在农村,实行土地国有化、劳动集体化、生活社会化的三农政策。”

再来一次“文革”还不够!马宾希望:“七、八年一次,进行几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还郑重要求:“彻底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平反昭雪。”

2008年,北京一些学者和离休高官参加了马宾的《纪念毛泽东》一书的座谈会。张宏良、巩献田等人在会上发言,会后还印行了一本《向马宾同志学习》的小册子。

马宾认为,“毛泽东一生贡献大,文化大革命是其中突出的部分”。他说:“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又是一次整党、清党。”“在国际上反对美帝国主义,国内反对官僚、腐败现象和党内反修正主义斗争中,开展第二次、第三次文化大革命运动。”

在座谈会上,张宏良以“高举复兴社会主义的思想大旗”为题发言,高度赞扬马宾是目前中国左翼力量的一面大旗,既是已经觉悟起来的老同志的一面大旗,也是正在走向成熟的年轻同志的一面大旗,还是民族不屈精神的一面大旗。

2019年11月24日,张宏良还写了另外一篇文章:“向冲在时代最前列的最无私无畏的左翼旗帜马宾同志学习!”可见他十分崇敬马宾。

张宏良在座谈会上说,马宾现象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这个现象本身表明了中国左翼力量正在复兴。

张宏良的发言洋洋洒洒几千字,在第一个问题中就论及“文革”。他引述毛主席的话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演习,演习什么?首先演习的就是这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文革一开始,红卫兵就提出了要发扬“五敢精神”,即敢想、敢说、敢干、敢革命、敢造反,这是一种何等磅礴的大无畏精神!我们中华民族,我们中国人民,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在百年衰败的烂摊子上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依靠的就是这种精神!今天我们更加需要这种精神,今天的中国再次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我去年纪念主席诞辰113周年写的一篇文章,现在看来危机比去年更加迫近。

梅俏发言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好多人跟不上,而且同情心在邓小平一边。当时发表一篇社论,《红旗》杂志发的,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现在读这篇文章是很正确的,江青讲过去老干部70%到80%都是民主派。从现在结果看,江青的话有什么错?”

一位名叫敬东的发言说:“30年的所谓改革开放,我们没有看到什么进步。我们看到的是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大倒退,是全面糟蹋了社会主义,糟蹋了我们的共产党……”“中国社会在短短的30年就造就一大批特大官僚、特大地主、官僚买办、大资本家,这是什么执政纲领造成的?”敬东的结论是:“不得不呼唤人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有北京学者认为,马宾、张宏良的这些主张,就是“正在复兴的中国左翼力量”为“拯救中国”开出的药方,令人毛骨悚然。

马宾由此被自由派精英戴上一顶“左的精神领袖”的帽子。他曾经的同事吴敬琏公开批他开倒车,更将他打入“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之列。

吴敬琏与马宾一样,也十分痛恨腐败,但他与马宾持有完全相反的立场。他表示:“我不主张革命,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的教训太痛苦了。”他说,“他要求全面回到毛泽东时代,认为是市场经济造成了今天的腐败等问题,实际恰恰相反,这是改革不够深入。”

与马宾相识并同为东北老乡,曾任全国政协常委、国家经委副主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的赵维臣对笔者说,马宾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他这个人的脑袋就是一根筋,极左。

另一本引人注目的书是梅俏著的《毛泽东的“珠峰”》。这本书大约30万字。

翻开书,目录后面是一位署名“戴公”的人给作者的信。信中说:“祝贺你写了一部捍卫毛泽东晚年思想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著作……文化大革命是伟大的,但同时又是丰富而复杂的,还需要有更多的人来研究。”

据介绍,梅俏写这本书很下了一点功夫,收集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从毛泽东与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关系,毛泽东的“反修”理论探索以及“文革”中的外交活动等几个角度,详细评述了“文革”的过程,并且批判了“文革”结束之后,“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翻案复辟”,导致“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背叛行径”。

梅俏在书里写了一个衣衫褴褛的农民工,以此作为改革开放的缩影和写照。与此同时,对于国务院在2006年全部取消了农业税,给种田的农民发放多种补贴,以及多年来逐渐打破城乡二元结构,鼓励农民进城,却只字不提。

这是“文革”结束30多年来国内仅见的一本从“左”的角度思考“文革”的长篇专著。

据梅俏说,写作此书用了两年,完成于2004年12月。书稿完成之后,“是一位退休的农村支部书记赞助出版的”。2006年12月26日,该书“再版后记”说:“本书于今年5月出版后,得到读者的认可。在大家的赞助和要求下,年底再版。”

    过去,我一直认为,改革开放40余年的中国在不可能倒退回去,人民不可能答应“文革”悲剧重演。但当前的“左”的社会思潮、激进的愤青现象、仇官仇富的情绪…… 让人感到,如果不加以引导、管控,第二次“文革”不是不会重演。

我们千万不可低估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力。放大改革开放的问题,渲染计划经济年代的人人平等,没有腐败,没有黄赌毒,没有贫富分化,人人的生活有保障…… 很能蛊惑人心,处在社会底层的草根阶层很容易接受这些东西。

更令人不解的是,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并采取措施,压制“文革”式的极左思潮,还在让那些左翼团体和马宾、梅俏、张宏良之流任意发表为“文革”翻案的言论。

我越来越相信温家宝的判断:文革的错误并没有完全清除,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文革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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