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中国富豪和资本“两个大逃亡”的罪魁祸首?

中国富豪和资本“两个大逃亡”是中国的一个特殊现象。高尚全认为是阶级斗争导致“两个大逃亡”,也有人认为不能无底线放纵资本,只有通过强调阶级斗争才能避免资本和财富的外流。
365j.me 何为两个大逃亡 谁是中国富豪和资本“两个大逃亡”的罪魁祸首?

何为“两个大逃亡”

“两个大逃亡”的概念是高尚全提出来的。

高尚全是什么人,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曾是中国改革开放早期的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当时由国务院总理兼任国家体改委主任;1999年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

改革开放以来,高尚全参加了六次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一次是十五大报告,两次是中央关于五年计划的建议,三次是三个三中全会的决定,即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和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前,他又两次向中央提出建议,都涉及改革的核心议题。

由此可见,高尚全地位显赫,是改革开放方面的权威。他的观点影响很大,很受中央高层重视。

2014年的时候,他就提出了“两个大逃亡”的概念,并带有警告意味。按照他的说法, “两个大逃亡”,一个是“人员的大逃亡,就是私人企业主他们感觉不安全,他们移民了”;另一个是“资本大逃亡”。

说得直白简明一点,就是富豪连带资本一起“逃跑”。

“两个大逃亡”的现状

你还别说,高尚全看问题很尖锐,他的警告不幸而被言中:不少富豪携带资本移民海外:

碧桂园的掌门人杨惠妍、融创集团创始人孙宏斌、华人置业前主席刘銮雄、步步高集团的董事长段永平、无锡尚德集团创始人施正荣、星河地产集团创始人黄楚龙、海底捞创始人张勇、龙光地产纪凯婷、俏江南创始人张兰、周黑鸭创始人周富裕的妻子唐建芳、恩捷股份实控人李晓明(云南首富)、玖龙纸业创始人张茵(中国女首富)、迈瑞医疗的李西廷 都已经移民海外 ……

至于马化腾移民美国的信息尚未得到证实。

与此同时,大批富豪通过海外投资、置业或离岸信托等方式,将资产转移到国外。

现在经常曝出中国富豪在海外投资和购置豪宅的消息。且不说马云的豪宅遍及世界各地,其它比较典型的是潘石屹的妻子张欣以7亿美元买下美国纽约通用大厦40%的股权,还不断投资美国,并为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共计捐款2500万美元;红牛中国的老板严斌以近100亿美元的价格在英国购买了地标性建筑和高尔夫俱乐部;前首富陈丽华的富华海外投资包括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项目……

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中国富豪及高净值人群,对财富的安全非常敏感,他们大都会选择法制健全的国家作为财产的避风港。

2018年是中概股海外上市、融资的高峰年,大批财富新贵选择通过移民将资产转移到海外。《中国经营报》曾报道,2018年,中国内地公司在香港上市的企业家就有15名设立了离岸信托,总计将285亿美元资产转移到国外。

胡润财富榜上前100位的中国富豪几乎都在海外设置了离岸信托。这些富豪认为,离岸信托可以有效保证其家族财富的安全与传承。

根据相关数据,中国超过一半的高净值个人对海外资产配置有强烈需求,一半以上的高净值个人具有海外投资、或增加海外投资的计划。《2020年世界移民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1100万人跨境移民,其中主要是富豪及高净值个人。

数据显示,中国60%以上的富人想要移民,家资在1亿以上的富人中,有移民意向的比例更高达到71%。

亚非银行(AfrAsia Bank)和新世界财富(New World Wealth)共同发布《2019年全球财富迁移报告》,中国移民海外富豪人数全球第一。报告指出, 2018年全球富豪海外移民中13.9%来自中国大陆;2018年中国富豪移民海外总人数1.5万,比2017年的1万增长50%,高出第二名俄罗斯一倍有余。

有人估计,这1.5万富豪将超过万亿资产转移到海外。

这只是冰山一角,已经触目惊心了!

谁造成了“两个大逃亡”

高尚全认为是阶级斗争导致“两个大逃亡”!

高尚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绝大多数人是认可市场理念的,但是也有人说,现在必须要搞阶级斗争。他们讲了三条理由。第一,1956年的时候,私人企业主只有16万户,现在发展到497万户。这个群体算什么?算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第二,剥削阶级有诉求了,政治上要跟共产党分庭抗礼,经济上要进入垄断行业。第三,公有制主体边缘化。所以根据这三条得出结论:阶级斗争就在我们身边,要搞阶级斗争。

作为改革开放的推动者,高尚全自然反对这种看法,所以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千万不要再折腾了”。

高尚全说,他曾同一位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交谈过,说千万不能再搞阶级斗争了,如果要搞,结果是“两个大逃亡,一个大破坏”第一,人员的大逃亡,就是私人企业主他们感觉不安全,他们移民了。第二,资本大逃亡。第三,生产力的大破坏。这个没有任何好处!对国家有什么好处?没有任何好处!对老百姓有什么好处?没有任何好处!

高尚全转述这位领导同志的话说,这根本不符合党的方针政策,我们不能再折腾了。

高尚全敏感的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发出了振聋发聩的严重警告。

高尚全的看法不无道理。他曾总结改革开放五个最大的变化,第一条就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如果说邓小平的最大功绩就是将中国推进改革开放的轨道,那么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提则是终止阶级斗争为纲,将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上来——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终止阶级斗争为纲,这是中国社会、中国历史的根本转变。

这也是邓小平第一个历史大功绩!

在推动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邓小平时时警惕“左”的东西回潮,他总结我们党七十年的历史,指出突出的,都是“左”。他警告,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所以,他强烈反对姓“社”姓“资”的争论,为改革开放、为市场化道路创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

但是,因为制度上的不完善,因为分配不公造成贫富两极分化,社会上出现仇富心理,“左”的思潮、包括阶级斗争的论调时常冒头,干扰我们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加上舆论上的偏颇,尤其是社交媒体上出现“文革”式的网络暴力,造成一种压力,让许多私营(民营)企业家感到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政治环境在收紧,特别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至今没有入法,让他们感到财产没有法律保障,担心、害怕被清算,千方百计向海外移民,转移财产。

高尚全几年前就提出警告说,大家都看到了,我们的问题更加严重,已经出现了“大逃亡”的局面。他强调,这个事要引起高层注意!

围绕“阶级斗争”的争议

并非所有人都同意高尚全的看法-他在讲了以上那些话后,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张宏良。张宏良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被誉为“中国底层九大意见领袖”之一。

张宏良曾写了篇题为《一篇典型的阶级斗争宣言》的文章,批驳高尚全的观点。从文章立意和内容看,他是主张搞阶级斗争的。

张宏良指出,高尚全的观点反映了当今中国阶级斗争一大特点,就是那些越是把老百姓往死里斗的人,越是高喊不要搞阶级斗争,其目的就是避免老百姓以阶级的形式团结起来,以便用阶级的整体力量去对付一盘散沙的人民大众。

还说高尚全的论调是典型的绑架国家,要挟执政党,与中国人民为敌。他指出,当今中国富豪精英之所以会无所顾忌的欺压和掠夺国内百姓,就在于他们建立了向国外转移亲属和资本的基地,只要中国政府敢对他们有丝毫限制,他们马上就会把中国的财富转移一空。

他甚至认为,中国富豪的这个做法本来是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行为,在当今中国,这种亡国灭种的严重刑事犯罪,却成为了要挟执政党和国家的手段,成为套在13亿中国人民头上的一个绞索,动辄便勒紧这个绞索要挟国家和人民,以此来维护他们空前未有的胡作非为。

他认为,中国财富和资本外流,不仅不是约束和节制资本造成的,恰恰相反,是无底线放纵资本造成的,无底线放纵资本导致了资本的无底线犯罪,无底线犯罪造成了资本的无限恐惧,所以纷纷向海外转移资产,形成了古今中外最大规模的财富外流。这也是中国连续三十年高速增长而老百姓却看不起病买不起房的一个重要原因。

他转而把矛头对准高尚全本人,质疑高尚全“究竟积累了多少财富?”

张宏良的结论是当今中国面临的问题,不是避免重提阶级斗争而避免资本和财富外流,而是只有通过强调阶级斗争才能避免资本和财富的外流,从伦理和法律两个方面,严厉打击资本和财富外流的现象,对外流资本和财富的合法性进行严格审查,在目前经济手段还无法跟上的情况下,采用政治手段进行打击。

张宏良的政治立场很清楚,就是用阶级斗争方式亦或政治手段进行打击,限制资本外流。——不得不说,阶级斗争还是很有市场的,这可能让私人(民营)企业家不寒而栗!

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我理解,高尚全所说的本意是不能再搞“左”的那一套,吓跑私人(民营)企业家。如果换句话讲,就是需要宽松的政治环境,呵护市场经济。

张宏良则强调私人资本的罪恶,认为“两个大逃亡”构成了犯罪。有一点他说对了,即不能无底线放纵资本,要约束和节制资本。

但我不赞成落脚在阶级斗争上,更反对号召“老百姓以阶级的形式团结起来”-这正是过去“左”的那一套!

阶级斗争对中国社会的危害就不用多说了,差一点葬送了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搞市场经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需要宽松的政治环境,如果再搞阶级斗争势必葬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

邓小平当年果断终止阶级斗争为纲,为启动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扭转中国的历史方向,促使中国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道路铺平了道路,从而形成改革开放的伟大局面。我们不能再回到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去。

有关“两个大逃亡”的原因可能有更加复杂的因素,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既跟“左”的思潮有关,更与法制不健全有关,私营(民营)企业家及高净值个人移民海外,应该跟担心财产安全有关。

这里需要树立一个观念:如果说市场经济并非资本主义专有,那么私人资本也非资本主义独有,它是伴随着市场经济而存在的,是市场经济的自然产物。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搞市场经济,也可以且必然要发展私有经济,二者并行不悖。

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公有制经济和私有(民营)经济的混合体,是二者的有机结合或融合,不可割裂开来。不是是否“允许”私有经济存在的问题,而是私有经济不可避免的必然存在。

数据显示,中国富豪的总资产2018年已经达到23.6万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二,而未来10年中国富豪的财富增速预计可以达到120%-130%。

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财富,我们不能去追责私人财富积累的“原罪”,而是需要呵护私有(民营)经济,要像保护公有财产那样保障私有财产的安全。

依法保护私有财产和节制资本

我们都痛恨“为富不仁”的现象,都担忧和不满分配不公及由此带来的贫富悬殊,但不能以此为由而把斗争矛头对准富人,搞“斗地主”那一套。

我们主张不能无限制放纵资本,尤其要严禁无良富豪卷走银行贷款或股东、股民投资,跑到海外享受,也希望国家出台“节制资本”的政策措施。但这要在制度化、法治化框架内去解决,即要完善、健全相关法律,从制度上逐步解决贫富悬殊、两极分化问题。这个问题很迫切,但也很复杂,就不在这里赘述了。

进一步的问题是,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发展私有经济,最关键的是法制保障。现在中央特别强调法治,把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健全法制,让私营、民营企业家安心、放心发展,是解决“两个大逃亡”的基本国策,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国策。

但是,“法治中国”绝对不能只是嘴上说说而已,不能空喊口号。高尚全提出:保护公民的财产一定要落到实处。

针对性的法制要求是:让“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入法-进入宪法,并制定配套法律。

这需要改革气魄和智慧,需要高层力量克服改革阻力,需要纳入法制框架进行“顶层设计”。

也正如高尚全所说,只有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中国,才可以从根本上杜绝“WG”那样的错误,换言之,才可以从根本上防止“阶级斗争为纲”卷土重来,从而使私营(民营)企业家和高净值人群安心在国内发展,放心把财产留在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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