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中国国家统计局2月28日发布数据，初步核算，2020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1015986亿元，比上年增长2.3%。
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189元，比上年增长4.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1%。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27540元，增长3.8%。
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834元，比上年增长3.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40378元，增长2.9%。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31元，比上年增长6.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3.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15204元，增长5.7%。
看到这些数据是不是很兴奋，人均收入普遍增长，扣除价格因素仍然有实质性增长。
但是，请注意：这里都是说的“人均收入”，全国人均、城镇人均、农村人均，都是没有差别的统计数据。如果还原为劳动者个体、居民个体，将是怎样的情形？
2 “平均收入”背后的第一个秘密：雪藏着富豪和企业高管收入
腾讯总裁刘炽平年薪31347万元，腾讯的12名高管年薪总额18.86亿港元（按当前汇率为157764万元），微信总裁张小龙年薪超过3亿，联想CEO杨庆元年薪11896万元，恒大地产CEO夏海钧薪7254万元，中国旺旺CEO蔡衍明年薪4135万元，马化腾年薪3884万元，恒大集团主席许家印年薪1500万；
中海油董事长傅成玉年薪1204万元，中国平安董事长马明哲年薪1090万元，中国平安首席投资执行官陈德贤年薪1286万元，中国平安常务副总经理李源祥年薪1003万元，万科郁亮966万元，平安银行孙秋艳877万元，华远地产邵平835万元，方正证券何其聪688万元，中集集团总裁麦伯良684万元 ……
此外，王石曾在一个节目中坦言，他的退休工资超过千万；董明珠自曝年薪500万 ……
这还是两年前的数据。
这30人年薪总额257，913万元，按照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27540元计算，相当于近10万中位数居民可支配收入总和。
30人年总收入相当于近10万居民收入总和，对比不要太吓人！
截止2020年7月1日，沪深两市上市公司3895家，想想有多少富豪、企业高管，他们的收入合计应该是个天文数字，相当于多少普通工薪族收入？恐怕也是个天文数字吧！
3 “平均收入”背后的第二个秘密：隐匿了高净值人群财富
据《2020中国私人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个人高净值人群规模达197万人，预计到2020年底会突破220万人。其中超高净值人群（定义为可投资资产1亿元民币以上）规模约17万人。
据《2017中国高净值人群数据分析报告》标准划分，高净值人群是指可投资资产达到1000万人民币的人士。在这里，一般将现金/存款、股票、基金、债券、房产、另类投资品等界定为私人财富，剔除自住房地产和流动性较差的资产后，定义为私人可投资资产。
按职业划分，企业家是中国高净值人群的绝对多数，此外，还包括企业高级管理层、部分中层及专业人士、职业投资人。随着科技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越来越大，高科技专业人才将可能逐步成为高净值人群的中坚力量。
招商银行、贝恩公司联合发布《2019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从财富规模看，2018年，中国高净值人群人均持有可投资资产约3080万元人民币，与2014年-2016年基本持平。他们共持有的可投资资产年均复合增速为12%，可见这个人群的财富收入相当可观。
如果剔除掉这个人群，一般工薪族的收入有多低，可想而知。
4 “平均收入”背后的第三个秘密：看不到的中产阶级状况
对于中产阶级的规模，现在没有一个权威性统计数字，说法不一，千差万别，主要是没有统计标准。
有报道说，中国大陆中产家庭数量已达3320万户，按三口之家计算，约为1亿中产阶级。这与瑞士信贷2015年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相吻合，该报告显示，中国拥有1.09亿的中产阶级。
据中为咨询估算，2017年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为2.46亿，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4亿以上。按照这个预计，2020年，中国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28.57%。
《经济学人》估计，中国中产阶级数量为2.25亿。与中为咨询估算差不多。
哈佛大学估计，中国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23%，不到四分之一。由此计算，中国中产阶级在3.22亿。
取中间偏上的数字，按2.5亿至3亿中产阶级计算，占总人口18%至21%；反过来说，低收入人口则占总人口的79%至82%。
中国的基尼系数多年来一直处在0.47以上水平，表明贫富收入差距较大，因此中产阶层不可能居多数。
如果按照国家统计局根据人均GDP和购买力给出中产阶级家庭年收入在6万至50万人民币之间的标准，可能中产阶级规模就是1亿人口，只占总人口的7%。
这就是中国的现实，真实的状况。
5 “平均收入”背后的第四个秘密：不显示行业和城乡的收入悬殊
即使按照企业员工平均工资说事，行业之间也是高低悬殊很大。上市公司、央企员工的收入普遍高于一般企业员工很多。
仅以建筑类央企为例，2020年八大建筑央企76个工程局员工的月平均收入5000-7000元，接近或超过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1至3倍。
在近百家央企中，建筑央企员工的工资是相对较低的。
上市公司、央企员工的收入要压低多少普通工薪族的收入？恐怕也是个天文数吧！
所以，想想李克强总理说中国有6亿人月收入只有1000元。这6亿人的年收入不足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一半。
城乡之间收入也高低悬殊。
按照统计数据，202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834元，中位数40378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31元，中位数15204元，前者是后者的2.56倍，其中中位数，前者是是后者的2.66倍。
6 “平均收入”背后的第五个秘密：6亿低收入人口不见了
官方刚刚公布的数据，18大以来农村脱贫人口近亿（9899万），其中2020年农村脱贫人口551万，而现行农村贫困标准是每人每年生活水平2300元（2010年不变价）。如此说来，这近亿人口即使脱贫，再怎么增长，收入水平也高不到哪里去。
还是刚刚公布的数据，2020年全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588元，不足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一半，大体跟李克强总理所说的月均1000月相吻合。
实际上，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以下都是低收入阶层，这个人群极其庞大，远超过李克强总理所说的人均月收入1000元的6亿人口。
低收入人群如此庞大，令人震撼！
还有一个数据可以佐证，央行2019年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底层20%的家庭，其资产加起来仅占社会总资产的2.6%。
基尼系数多年来一直处在0.47以上，也表明中国两极分化十分严重。如果我们不能正视现实，看不到中国正处于财富两极分化、社会严重割裂的现状，那就是极其危险的。
7 “平均收入”背后的第六个秘密：不显示企业破产和失业人口
近三年企业破产数量剧增。最高人民法院“全国企业破产重组信息网”显示，2018年破产审查案件5094件，破产案件9168件；2019年破产审查案件7046件，破产案件15570件；2020年破产审查案件12857件，破产案件26195件。
2020年全国企业注销数量已超过80万家，这个数字还在持续增加。
与此相关，失业人群也在增加。2020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全国农民工下降1.8%。按照国家人口计生委的数字，2020年有10亿劳动年龄人口，意味着失业人群极为庞大。按照国家统计局数字，农民工总量28560万人，2020年就有超过500万农民工无工可打。
其中2020年高校毕业生高达874万，很多人一毕业就失业了，因为倒闭了大量中小微企业，大大就减少了就业机会。
这个没有收入可言的失业大军，只有吃低保，或靠救济生活，没有就业的大学生估计只能啃老。
8 “平均收入”背后的第七个秘密：忽视了难上学的寒门阶层
我们知道，跟收入水平具有正相关关系的是教育水平。由于收入水平低下，农村孩子读不起书，或早早外出打工，致使寒门难出学子。
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组于2016年1月-2017年3月对中国若干地区以985、211高校为代表的全国重点大学生源状况进行了抽样调查，在所调查的高校中，来自农民家庭的生源只占30%。
另有调查显示，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清华大学2010年农村生源仅占17%，而当年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62%。
寒门子弟考取重点大学机会少、入学难，重点大学农村生源比例不断下降等问题和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并由此触发了人们对“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底层上升渠道变窄、寒门难出贵子、贫穷代际相传等”的担忧。
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缺失会导致阶级固化。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在基本持平的情况下，北大清华农村生源如此之低，为我们敲响了阶层固化的警钟。
9 “平均收入”背后的第八个秘密：忽视了养不起孩子的人群
中国2016年实行全面二胎政策后，人口出生不升反降，2017年出生不但没有如预期那样多出生343万人，反而减少63万人；2018年不但没有如预期一样多生79万人，反而少了250万人；2019年比2018年又减少58万。
尽管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解释，但我认为经济因素是主要的。因职场竞争激烈，普通人就业难，收入不高且增长难，而生育成本、生活成本、教育成本、医疗成本、住房成本不断飙升，这种“养不起孩子”的困境，让适龄生育者不敢生育。
不止如此，甚至越来越多人的人因结不起婚，而不敢结婚。
要想让适龄生育者愿意生育，唯有解决上述问题，让人养得起孩子。
10 “平均收入”背后的第九个秘密：难以大幅提振国内消费
庞大的低收入人群，会导致消费降级，难以大幅提振国内消费，这是消费长期难以成为拉动经济的主要力量的主要原因，如不持续拉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最终将影响中国国内大循环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
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全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上年下降1.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4.0%。其中，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下降8.6%。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下降3.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6.0%。尽管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2.9%，但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下降0.1%。
相应的，2020年全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下降3.9%，其中城镇消费品零售额下降4.0%，乡村消费品零售额下降3.2%。
这种情况是罕见的！
需要指出的是，一半一半的城乡人口比例，城镇消费却是乡村消费的6.4倍。这也折射出城乡收入水平的悬殊。2020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0.2%，其中城镇为29.2%，农村为32.7%，意味着农村的富裕程度远不及城镇，由此导致农村消费低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