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剧《大秦赋》在颂扬什么?在这个时代推崇“帝制”合乎时宜吗?

中国又一部大型历史剧《大秦赋》正在热播,和此前的其它历史剧一样,推崇霸业、帝制、皇权,宣扬的是每见皇帝“皆冠以圣”。在这个时代推崇“帝制”合乎时宜吗?这种价值取向是否符合历史潮流?

1  推崇帝制的《大秦赋》

365j.me 1 推崇帝制的《大秦赋》 中国历史剧《大秦赋》在颂扬什么?在这个时代推崇“帝制”合乎时宜吗?

中国又一部大型历史剧《大秦赋》正在热播。

这部由李梦、张健编剧,一众导演执导、一众名演员张鲁一、段奕宏、李乃文、朱珠、辛柏青、邬君梅等人领衔主演的古装历史剧,讲述了秦始皇嬴政在吕不韦、李斯、王翦、蒙恬等人的辅佐下“扫六合,天下一统”,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故事。

就像当年《雍正王朝》、《康熙王朝》、《汉武帝》、《大明王朝》热播一样,大家津津乐道于秦王(秦始皇)的霸业。

《大秦赋》和这些历史剧一样都是推崇王道与霸业,推崇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在这部历史剧中,秦始皇自幼起就具有霸业志向,直至灭六国,一统天下。他是真正的英雄。

由此想起另外一部古装武打剧《英雄》,这部由张艺谋执导的作品,传达的主题跟《大秦赋》异曲同工,都是把成功统一中国的秦始皇树立为英雄。

正像潘旭澜先生在《什么“英雄”》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英雄》告诉观众,谁越能打天下,越能兼并他国,谁就是超级英雄,就应该统治‘天下’百姓、占有天下土地和财富,无论他的兼并过程是怎样干的,无论他兼并后干了些什么”。

也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建军所指出的:

“那些像张艺谋一样盲目崇拜和歌颂嬴政的人,完全无视这样一些悲惨的事实——秦始皇多次发动血腥的战争,屠杀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民;也看不到秦政权暴虐无度的严重后果——失去人性底线的大规模杀戮,把无边的绝望和怀疑,把无爱的冷漠和仇恨,深深地植入了中国人的内心,从而严重地荼毒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极大地降低了中国人的道德水准,形成了中国人的奴性人格和势利心态。”

秦始皇在历史上一直是位颇具争议的人物,他统一了中国,确立了中国的帝制并延续2000年。这一点为中国史学家所公认。

著名史学家翦伯赞认为:在我看来,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个杰出的人物。我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个杰出的人物,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王朝的创立者,而是因为他不自觉地顺应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倾向,充当了中国新兴地主阶级开辟道路的先锋,在中国历史上,消灭了封建领主制,开创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新的历史时代。  

另一方面,在历史的记述中,秦始皇也是一个暴君,秦帝国由此也成为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

这里并不是要去评价秦朝或秦始皇如何、如何,而是不赞成《大秦赋》及其它历史剧去推崇霸业、帝制、皇权,就像欧阳修编撰《五代史》那样,宣扬的是每见皇帝,“皆冠以圣”。这是一种价值取向。

这种价值取向已经不符合历史潮流。当人类进入21世纪,民主政治已经成为世界主流政体的当下,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拾起过时的、旧的专职政治?

即使中国要完成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也不必要通过推崇武力、霸道、皇权之路去实现。这是与历史潮流背道而驰的。

赞美皇权的《大秦赋》

365j.me 2 赞美皇权的《大秦赋》 中国历史剧《大秦赋》在颂扬什么?在这个时代推崇“帝制”合乎时宜吗?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建军在评价《大秦帝国》时,诘问:怎可如此颂秦皇?

李建军显然不赞成如此的历史叙事。他辛辣地批评道:在所有的拜物教中,最低级的,莫过于非理性的拜权教;在所有糟糕的影视作品和历史小说里,最粗俗的,莫过于赞美暴君的那种。

李建军点到了问题的要害。《大秦赋》等一系列的历史剧,无不是在赞美皇权,赞美专制帝国,的的确确陷入了“拜权教”。

中外历史上无数事实表明,皇权专制一旦成为崇拜的对象,制度性、系统性的灾难将接踵而至。

法国及欧洲历史上也曾发生过波旁王朝复辟和反复辟的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欧洲陷入长达10年之久的战争浩劫。

袁世凯想当皇帝导致中国陷入新的纷争,然后就是一场反袁战争,结果他自己短命而亡。蒋介石搞独裁,压制民主,导致内战,生灵涂炭,结果人民揭竿而起,他自己败退台湾。

中国不可能再回到1911年前的帝制时代。

正如李建军所言,中国自晚清开始的文化启蒙和社会改良,都将批判的锋芒指向这种落后的制度模式(帝制)。梁启超的《拟讨专制政体檄》,就强烈地表达了中国现代启蒙知识分子对它的厌恶和否定态度:“专制政体者,我辈之公敌也,大仇也!有专制则无我辈,有我辈则无专制。我不愿与之共立,我宁愿与之偕亡。……使我数千年历史以脓血充塞者谁乎?专制政体也。使我数万里土地为虎狼窟穴者谁乎?专制政体也。使我数百兆人民向地狱过活者谁也?专制政体也。”

将中国的落后归因于落后的专制政体,推翻帝制、荡涤封建、改革开放,这是当时及后来的有识之士的共识。

中国的改革开放最具伟大意义的是终结了皇权帝制的可能。中国改革是要朝着政治开明、自由富强的道路上前行;中国开放是要与世界文明对话,融入全球化大家庭。回头路是条死路,走不通!

我们看到的一系列历史剧,场景宏大,耗费巨资,基本都是记述“大帝”的威权与权谋。这些热衷于历史叙事的人,似乎缺乏基本的历史感和批判意识。且不去评判他们的文学想象,以及夸张的手法,他们的作品对封建帝王的无限崇敬、向往和美化,令人不寒而栗。

中国如果真回到1911年之前,那才是真正的大难临头。

《史记》中的秦王暴政

365j.me 3 《史记》中的秦王暴政 中国历史剧《大秦赋》在颂扬什么?在这个时代推崇“帝制”合乎时宜吗?

历史叙事应该像《史记》那样:真实-不媚权势!应该像史学家司马迁那样:勇敢-不畏权势!

《史记》这部带有文学色彩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客观、真实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3000多年的历史。《史记》的创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可见用心之精神,态度之严谨。它所以列“二十四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之后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也是极为严谨的史书,与《史记》一起合称“前四史”,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以《汉书》为例,又称《前汉书》,作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由汉朝东汉时期史学家班固历时二十余载才得以修成。

司马迁、班固一样的遭遇,都曾被捕入狱,逆境中完成宏大的历史记述。

《史记》的记述比较客观、公允地描述了秦始皇的暴行。《史记》《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里提到“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另外在《史记秦始皇本纪》里也说到“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 “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皆阬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始皇“天性刚戾自用”,“少恩而虎狼心”。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天性刚戾自用”,“少恩而虎狼心” “罪人以族”,大行车裂镬烹等骇人听闻的野蛮刑罚。贾谊在《过秦论》中曾描写了一些悲惨情景:“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

总之,秦王朝是个个人人自危的时代,几乎所有人都生活在恐惧中,就连商鞅、李斯这样助秦变法图强的、位高权重者,都没有逃脱被毒死、车裂或腰斩的命运。就如李建军所言:“这无疑是一个人民的自由感最少、幸福指数最低的朝代——人们没有言论的自由,没有迁徙和行动的自由,没有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活得动辄得咎、战战兢兢,简直是悲惨极了,不幸极了。”

像秦这样一个帝制王朝、秦始皇这样一个帝王暴君,能够去歌功颂德吗?

相比之下,我宁愿去看《芈月传》,毕竟剧情复杂曲折,跌宕起伏,有一份质感。

4 中国古代:一部帝国史

365j.me 4 中国古代:一部帝国史 中国历史剧《大秦赋》在颂扬什么?在这个时代推崇“帝制”合乎时宜吗?

中国古代史就是一部帝国史,一个帝国王朝接着一个帝国王朝周期性兴衰演变的历史。

帝制、个人专制、皇权思维在中国根深蒂固。

毛泽东推崇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1941年),及后来受毛泽东委托将其扩充的《中国通史》,从先秦一直叙述到清中期嘉庆年间。他逝世后,蔡美彪先生联合其他学者补充编写《中国通史》第11、12卷,补齐了近代清朝覆亡章节。

这是中国史学界公认的近百年来最完整、最系统的一套中国通史,代表了中国史学研究的整体水平。尽管其中注入了“阶级斗争”这条线,但主轴还是封建帝制的变迁。

有关秦朝和秦始皇,尽管《通史》推崇统一中国的功绩,但也记述了秦始皇建立一人之天下的集权体制,不断强化个人专制,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还记述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残暴。

这种个人专制的帝制在以后的各朝各代不断完善、不断强化,一直延续到被辛亥革命终结。

有趣的是,哈佛编辑的《哈佛中国史》丛书,虽然从另一个角度审视中国历史,但其主线也是“帝国”历史。这部丛书的英文名是“帝制中国史”(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不知道为何被翻译成《哈佛中国史》,有说法是要利用“哈佛”做噱头。我以为翻译者在刻意回避“帝制”定义。

这套丛书是从秦汉开始书写中国帝制的,一直写到大清帝国。

中国因为没有经历类似西方的资本主义文艺复兴,尽管有五四运动的“新文化运动”,但因为陷入军阀混战而被打断。之后是延绵的战争和蒋家王朝长期的“个人专制”,封建专制主义一直没有清理干净,长时期影响着中国社会,一遇时机就会死灰复原,《大秦赋》、《英雄》之类的帝国王朝影剧不断涌现,就是一个个象征。

《大秦帝国》的作者孙皓晖就十分推崇帝制,崇尚秦朝的“强势生存”哲学。他把秦灭六国、一统天下的章节题目标为“大秦帝国·铁血文明”(第五部)。好一个“铁血文明”!

这个孙皓晖同时发泄对司马迁的《史记》的不满,斥之为“陈腐的史学定式”,说“司马迁没有以文明史称量历史人物的高端文明理念,而只有狭隘的生命至上意识。”

呵呵,在孙皓晖心目中,“生命”的价值不值一提,为了实现“伟大”的目标,可以不惜牺牲生命。

孙皓晖针对《史记·蒙恬列传》批评统治者“固轻百姓力”的“太史公曰”,近乎谴责的口吻批评道:“当历史需要一个民族为创建并保卫伟大的文明而做出一定牺牲时,司马迁看到的,不是这种牺牲对民族文明的强势生存意义,而是仅仅站在哀怜牺牲的角度,轻飘飘挥洒自己的慈悲,冷冰冰颠倒文明的功罪。…… 司马迁这种心无民族生存大义而仅仅关注残酷牺牲的史论,却实在给中国人的历史观留下了阴暗的种子。这种苍白的仁慈,绝不等同于以承认牺牲为基础的人道主义情怀。”

他甚至与把司马迁的历史记述归罪于“仁慈史论”,将此与汉奸卖国联系起来,上纲上线加以鞭挞。他说:设若我们果真如司马迁之,将一切必要的牺牲都看作挥霍民力,都看作阿意兴功,而终止一切族群自强的追求,猝遇强敌整个民族安能不陷入灭顶之灾?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上,尤其是在近百年的历史上,我们这个民族卖国汉奸辈出,其规模之大令世界瞠目,其说辞则无不是体恤生命减少牺牲等等共荣论。……战国与秦帝国的强势生存大仁不仁,司马迁等去之何远!”

看看现在一些专家在社交媒体上的类似疯话,可想而知,推崇这种“铁血文明”的人不在少数。中国需要一场类似五四运动时期的更大规模的“新文化运动”,大规模清理封建专制主义的东西,才能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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