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西方眼中那个过去了的“中共”，而是已经“变了色”的中共，一个被修正了的中共-按照中共过去的定义：修正主义。
实际上，中共不再是鲜红的颜色，它的红色中参合了各种颜色，变得有些魔幻。而且，这红色也不是原先的底色，看起来更像是描绘上去的。
这一切都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后。
但是有一点没有变：它仍然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意味着中国没有多党制，也就不是西方那种多党制基础上的政党政治。
1 中共已不是列宁主义政党
过去，中共号称是马列主义政党，但离马克思主义相距甚远-虽然马克思主义信奉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建立财产公有制，但也认为只有在发达国家才可以实现，而且其方式色彩相对温和，带有很多西方社会的人道主义和民主自由色彩。
列宁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的很多东西，比如他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可以在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即落后国家得以实现，他崇尚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并打破旧政权国家机器；对内进行阶级斗争。
列宁主义造成了很多困扰，比如落后国家都带有浓厚的封建主义东西，特别是抗拒民主与自由。所以，按照列宁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权力高度集中，拒绝采取西方民主制度，试图用群众式民主或直接民主代替西式代议制民主，采取了与西方议会制不一样的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前苏联、前东欧国家、中国、越南、朝鲜、古巴都采取了这样的制度。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以务实的态度改变了这一切-邓小平推行的政策在过去被视之为“走资本主义道路”，他本人被视之为“走资派还在走”。
旧的国家机器早就被打碎了，很难恢复到原样，但邓小平至少改变了很多涉及马列主义核心的东西。尽管他提出继续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等四项基本原则，实际上，按照邓小平自己的说法，只保留了“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邓小平认识到了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这个词语也是他最先提出来的，曾经想大刀阔斧推行政治改革，改变权力过分集中、党代表(领导)一切、党政不分、党的机构视同国家机器列入财政开支，等等，但是1989年那场“天安门事件”改变了一切，他害怕了，他的政治改革被阻止了。
这是他的历史局限性！
2 中共离开了毛泽东时代
回到话题内，邓小平虽然终止了政治改革，但是他改变了中共，使之不像过去那个列宁主义政党，也让中共离开了毛泽东时代。
——邓小平终止了“阶级斗争为纲”。过去被称为“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的敌对势力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政治路线回到1956年刘少奇提出的路线上来了。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再提政治挂帅。过去有句话，叫做“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现在没有这种观点和意识了，发展成了硬道理。
——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制度。虽然公有制仍然居于主导地位，但包括私人经济在内的民营经济越来越具有活力，并被中国民众看好。
——市场经济代替了计划经济。邓小平把中国带入市场经济轨道，虽然冠之以“社会主义”头衔，实际上早就偏离了社会主义，中国民众都知道是实质上搞的就是资本主义那一套。
其中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产生了大量中产阶级、富裕阶层、乃至富豪。有关资料显示，截止目前，中国大陆中产家庭数量达3320万户，拥有千万资产的“高净值家庭”有158万户，其中拥有亿元资产的“超高净值家庭”有10.5万户。
根据《2020胡润百富榜》最新报告，中国有257位亿万富翁。2020年中国亿万富翁的总收入超过1.5万亿美元。
——思想文化的多元化。原来单一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西方的价值观充斥在中国社会，从潜移默化
3 中共已不是过去的那个“中共”
上述这些给中共带来了巨大变化，有些甚至是根本性变化。
——中共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即劳苦大众的政党。大量中产阶级、甚至有产阶级加入中共，或者说，中共党员甚至官员大量成为有产阶级。
——中共已经不再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尽管这是《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所规定的党的性质。它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全民党”，其中不仅包括大量中产阶级，更包括大量富裕阶层、甚至富豪。中共党章中确认的“三个代表”说明了一切。
什么是“三个代表”？具体说，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被共产党定义为是中共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这与共产党的根本性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相矛盾的。
——不再强调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这原本是中共的最大特色。从实际情况看，现在的中国，哪有工人阶级领导？哪有工农联盟？毛泽东时代工人、农民的地位没有了，也可以说一落千丈，成为社会草根阶层。
4 中共再难回到过去
中国再难回到过去！中共也再难回到过去！
按照邓小平设计的路线，中共党章也规定了执政党的基本任务。只要中共党的纲领没有偏离改革开放的方向，即使有短暂的左倾回潮，也回不到过去。因为人民不答应！
我们看看中共党纲的规定：
——（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在原本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需要上百年的时间。
——在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仍然抛弃过去“阶级矛盾”那一套）
——必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消灭贫穷，达到共同富裕，在生产发展和社会财富增长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如此则中产阶级、富裕阶层将继续大量产生，最终成为社会的中坚。）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这就是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
——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这些基本内容都是经过邓小平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修正”过的那些东西。
按照邓小平确定的路子走下去，只要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而且西方与中国的文化教育交流更进一步加强，上面所说的种种现象就不仅不会改变，还会加强。
所谓对中国的接触政策失败是一种假象，一种悲观主义的“失败论”。
5 西方对中共的强硬政策适得其反
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改变，唯靠内部力量的逐步改良得以实现。
现在，中共内部有一种力量，似乎像让被修正了的党回到过去的轨道上，重现鲜红的底色。这被称之为“不忘初心”。实际上，这种说法本身就意味着原来那种列宁式的共产主义信仰已经动摇了。很多被诉上法庭的贪官有一个罪名，就是“信仰缺失”。
中国民众和中共党内人士都对复辟终身制，对所谓“定于一尊”的集权，对封禁言论，对走回头路，对左的政治化那一套，都是十分不满的。但是美国及西方国家的粗暴打压反而让中共党内意识到危机而团结在一起。执政党的这种危机更发展成民众意识中的国家危机。美国现如今的那一套已经过时了，不灵了，在中国形成一种强烈反弹，结果适得其反。
这种情形跟此前发生的两个事件类似。
一个是30年前的“天安门事件”。
值得指出的是，“天安门事件”反映出，西方试图改变中国的做法太过明显，方式简单粗暴。它让中共意识到这一事件有外国势力介入，目的是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它的执政合法性受到威胁，完全开放的政治改革有可能危机中共的执政地位。由此形成了共产党的集体意识，凝聚成集体抗拒的意志：反对和对抗西方的颜色革命。
一个是去年发生在香港的事件。
这也被中共视为类似当年的“天安门事件”。其中被揭露出大量西方势力介入其中-痕迹也太过明显，从而被视为境外势力和香港反对派及港独势力试图推翻中央政府及香港特区政府的一场暴乱，并达成了共识。香港版国安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
这两件相隔30年的重大事件的发生、演变及其结果，具有高度相似性，值得西方国家注意：用强硬的、简单粗暴的方式改变中国，适得其反。它会在中共当内产生强大反弹，形成反对外部势力颜色革命的共识，并凝聚成公众意志：爱国主义热情！
与此相联系的是，中国民众看到凡是被西方颜色革命的国家，无一不是处于混乱之中，而且经济停滞，民生不振。这让中国民众更加希望政治稳定，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这成为中国主流民意。
特别是疫情期间，特朗普政府甩锅中国，使用“中国病毒”这一歧视性词语，原本对中共最初做法的不满，反转为中国民众对美国的普遍反感和愤恨。中国民众现在普遍认为，中国政府抗疫措施得当，中国体制应对危机，比起美国制度更具有优越性；相反特朗普政府抗疫不力、治理能力低下，致使美国成世界第一重灾区-这让中国民众质疑美国制度的有效性，这一看法跟欧洲民众有着高度的一致。
过去中国人比较亲美、甚至不少人媚美，都以能够到美国而自豪，特别是赴美留学生、访问学者接受了美式民主思想后，都希望中国政治改革。但现在呢？特朗普、蓬佩奥搞的那一套，全面收紧对中国人的政策，与中国脱钩、禁止文化教育交流的政策，特别是攻击中国传播病毒的做法，全面激起中国民众的民族情绪，现在一片反美声。
有一个佐证：常常看到一些朋友圈里转发的信息，只要被认为是对中国不好、或批评中共的会招来骂声一片；而反美的文章和评论则会有很多点赞。
这是前所未有的民意反转，原来对执政者很多不满和怨气似乎一夜之间消失。在中国，和平演变的不发戛然而止。
特朗普政府、特别是蓬佩奥的对华政策帮了中国执政者一个天大的忙！
中共不害怕美国跟它硬碰硬对着干，这会成为激发民众的反美情绪；它担心害怕的是和平演变，或者在教育文化交流中，民众、特别是党内的信仰受到西方价值观的潜移默化影响而改变。
共产党的领袖们一再对和平演变的危险发出严厉警告！
事实证明，特朗普政府反共政策是失败的，在损害中国民众利益的同时，也不符合美国利益。
中共因此而偷着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