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共同的敌人远胜过共同的信仰
现在全球都在议论、探讨中美关系为何急转直下。其中的原因并不复杂。
东西方之间的合作建立在三个支点之上：（1）共同的敌人，如中美20世纪70至90年代的关系；（2）共同的利益，如中国改革开放和全球化基础上的中美关系；（3）共同的信仰或价值观，如西方各国之间的关系。
以上三个支点，“共同的敌人”永远排在第一位，有了“共同的敌人”，其它都下降到次要矛盾。当一个国家遭遇外敌威胁、入侵时，民族矛盾也要让步，抗战时的中国就是这样；而当两个信仰完全不同的国家能够走到一起，首先也是基于这一因素：二战时期，信仰对立的美苏因为共同的敌人而成为盟军。只有当共同的敌人消失了，信仰不同的国家才会反目。
其次是”共同的利益”，当“共同的敌人”消失了，”共同的利益”就是合作双方最强粘合剂，所谓“只有永恒的利益”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中国和西方之间、特别是中美之间没有共同的信仰，却一起合作了近50个年头，除了在一个时期有共同的敌人外，而在另一个时期西方主要的敌人还不是中国外，主要是双方有着共同的利益，
相比之下，“共同的信仰”则是更次一个层次。只有当（1）（2）都没有的情况下，信仰问题才会凸显出来，成为主要矛盾。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就是这种情况。
举个例子，冷战结束以后，具有共同信仰的美欧，因为“共同的敌人”苏联及东欧国家都不存在了，华沙条约组织也解体了，就开始争论北约是否有必要继续存在。美国为了称霸世界，需要北约存在，就开始寻找共同的敌人，于是找到了俄罗斯。
为什么？因为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遗产，具有威胁美欧的能力。于是美欧达成共识，保留了北约，继续打压俄罗斯，肢解俄罗斯的欧洲盟友-南斯拉夫、搞北约东扩、对独联体国家实施颜色革命。
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国还入不了美欧的眼，不论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都不够格。直到中国迅速崛起，美国才意识到真正的威胁。这就是目前的情形。
中美关系走到如今这一步，首先是先天性的缺憾：没有共同的信仰。当失去了共同的敌人、而共同的利益弱化，变得无足轻重时，双方关系就出现严重失衡，先天性缺憾就凸显出来，上升成为主要矛盾。这个时候，如果突然遭受某种特殊因素的袭击，顷刻之间就会颠覆。
中美关系突然恶化而失去控制，恐怕就是突然遭遇新冠病毒疫情的袭击，其中种种不确定因素，特别是疫情初期全球所有国家对新冠病毒的无知而出现应对失据，导致了灾难性后果，使得各方面矛盾交织在一起，最终激化。
2 中美因共同的敌人走到一起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美关系走过了71个年头。
朝鲜战争开启了中美之间的敌对关系，美国很快关闭了跟中国之间的一切对话窗口。中美第一次“丢失”了彼此。
20年后，由于两个因素让中美走到了一起：（1）中苏关系破裂；（2）在美苏争霸中苏联处于进攻的战略优势。于是，中美合作的历史机遇水到渠成。
回故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首先是因为中美具有了“共同的敌人”。在这个支点上，尼克松开启了对华接触的新路径。为了重修两国的正常关系，1969年2月1日，就职仅12天的尼克松总统便要求国务院官员尝试与中方接触。同年7月，美国取消了对华贸易管制，并停止了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巡逻。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1971年4月4号日本世乒赛，一位美国球员意外登上中国球队大巴，让长期处于敌对状态的中美运动员都大吃一惊。两天后的4月6日深夜11点多钟，在吃了安眠药准备睡觉毛泽东主席作出一个惊人的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
这一决定石破惊天！
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接到中方正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消息，感到非常震惊。他说从来没想到，中美之间的突破能够以乒乓球这种方式实现。他马上意识到这是中国的乒乓外交，然后迅速做出决定，立刻批准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
因为中美两位领导人的睿智，从这个不起眼的“乒乓球”放眼中美关系改善大局，从此，小球转动了大球，逆转了中美两国的敌对关系。
于是，就有了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又有了尼克松正式访华。中美两国领导人搁置了仇恨，打破了坚冰。
卡特政府继承并积极推进了对华接触政策，在他就任总统两年时，中美建立外交关系。建交当月，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旋风般访美，以开放、亲和、谦卑的形象走进美国，卡特则以国家元首的高规格亲自欢迎这位非国家元首。
这在世界外交史上极其罕见！
中美关系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里根政府经历了一个由反华到联华的曲折过程。作为反华鹰派人物里根，最初对华采取强硬立场，后来也是基于“共同的敌人”，鉴于来自苏联的战略压力，不得不改弦易章。自1983年起，对华政策趋于积极，继续推进尼克松、卡特奉行的对华接触政策，定位中国为“友好非盟国”，采取了“联华制苏”的现实主义策略。
值得一提的是，里根1984年4月访华前夕，美国做出《国家安全决策指令》，指令强调：强大、稳定的中国是维系亚太和平的关键，美国将继续推动对华技术转让，提升中方的防御能力。访华期间，里根表示，美方愿意为中国现代化事业及中国面向21世纪的发展战略做出贡献。基于此，当年6月，美国国务院通知中方，除了“直接商业销售”，美方将开启政府间“对外军事销售”渠道实现双方的贸易。同期，中美高层密集互访，商谈相关军售清单等事宜。
这是里根对华政策具有指标意义的重大事件。
老布什时期，苏联轰然倒下。中美“共同的敌人”突然没有了。但这一巨变来得太突然，一方面，美国政府还来不及反应；另一方面当时美欧眼中的敌人仍然是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而刚刚改革开放、国力薄弱的中国还不够“资格”成为美国的对手。
克林顿初上任时，美国精英曾展开了一场对华政策大辩论：是遏制政策，还是接触政策？结果，克林顿拒绝了遏制政策，其原因就如他的安全顾问所言：如果我们把中国视为敌人，它将来必定就会成为敌人；如果把中国当做朋友，就会为迎来更加和平的未来创造可能性。
更主要的原因是，当时的克林顿政府认为，在2015年之前它不会遇到全球性战略对手，这是它一霸独大、称霸世界的战略机遇期。克林顿政府设计了一个“融合但两边下注”（integrate but hedge）的对华策略，有点类似于里根的“信任但核实”。于是，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并接受中国的商品和游客。
但克林顿政府在1996年的一份声明中却重申，美日两国战后签订的安全条约，是东亚地区稳定与繁荣的基础，以冲抵中国崛起的影响。这个“融合但两边下注”的战略赢得了跨党派的支持。
小布什刚上任即于2000年1月发表《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承袭了克林顿政府《国防报告》的政策导向，宣布美国要“领导世界”。当时还未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而一年后的911事件改变了历史进程，也打乱了美国的战略布局，也改变了美国的战略机遇期进程。
小布什政府转向反恐，中国政府第一时间表示支持反恐，双方因“恐怖主义”这个新的“共同的敌人”站在了一条战线上。小布什表示美国将会接受中国的崛起，并与克林顿联手说服美国政界，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他的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这成为当时美国政府处理中美关系的基本原则。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美关系进入拐点。美国人意识到旧秩序的危害，渴望改变、改革，甚至颠覆旧秩序，——可能当时的中国精英也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同时，美国因深陷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对于反恐已经感到疲乏。当恐怖主义的基地组织被摧毁、尤其是本拉登被猎杀后，奥巴马政府宣布从伊拉克撤军。中美之间新的共同的敌人开始被边缘化。
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虽然维持着中美关系的底线，但转向“亚洲再平衡”，开始将全球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中美关系出现复杂且紧张的状态。其中标志性事件是希拉里发表南海涉及美国基本利益的讲话，引发南海主权声索国与中国的紧张关系。
这个时期的对华政策，在接触的同时，注入了“竞争”因子。奥巴马的国家安全顾问托马斯·E·多尼隆曾表达了美国的政策，他说美中关系中“既有合作的元素，又有竞争的元素”。他进一步阐述，亚洲不是铁板一块，亚洲内部的力量平衡应当成为我们战略的关键。日本、印度、越南，以及其他国家，不希望中国主导一切，因而欢迎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
实际上，这个时期，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已经若影若现。奥巴马时期战略东移的目标十分清楚，矛头主要指向中国。
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实质上是奥巴马政策的延续，只不过是在内外矛盾更加激化的形势下采取了更加强硬的立场。其中最大的变化是将中国视为最主要竞争对手，而俄罗斯退居二线。特朗普政府5月20日发布的《对华战略竞争方针》，正式提出了遏制中国的政策。而蓬佩奥7月23日的反华反共演讲，更全面否定了尼克松开启的对华接触政策，提出“怀疑与核实”政策，意味着开启对华新冷战。
3 中国怎么成为美国的头号对手
作为对手的中国，逐步进入美国精英阶层的视野，经历了一个曲折漫长的历史过程。这里有几个节点：
第一个节点是克林顿时期。1990年代末，克林顿政府先后出台了《国防报告》、《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明确指出：“到2015年之后，可能出现与美国势均力敌的全球性对手，中国和俄罗斯都具有这种潜力”。报告认为，美国要抓住当前罕见的“战略机遇期”，“塑造”世界“新秩序”，实现美国对全世界的“领导”，同时竭力遏制中国变成强国和防止俄罗斯东山再起。
但当时的克林顿政府跟前任一样认为，俄罗斯的威胁更大。不过，在继续跟中国合作的同时，通过“两边下注”制衡中国。
第二个节点，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中美关系进入拐点。一方面，西方世界受到金融危机严重打击，长期陷入衰退泥沼，难以复苏；另一方面，中国却一花独放，逆向发展。2008年当年，中国GDP增长9.65%，之后连续两年分别增长9.4%、10.64%，2010年中国的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两个方面的对比反差明显了，让西方世界包括美国受到极大震惊。有人说，这类似1964年中国研制原子弹成功，美国上下感到震惊一样。
这种形势的反差引发舆论对于中西制度和发展模式的争论。曾以“历史的终结”而闻名于世的福山教授认为，美国制度上出了问题，他高度评价了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而批评美国政府治理能力低下，内耗严重。这让美国精英阶层感到了危机，也感到来自中国的“威胁”，促使奥巴马政府实施“亚太再平衡”政策，对中国进行遏制。
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已经若影若现。
另一方面，美国人意识到旧秩序的危害，渴望改变、改革，甚至颠覆旧秩序。当时影响最大的当数“占领华尔街”运动。奥巴马以“改变”（change）的口号上台，但没有决心改革，功亏一篑。矛盾积累下来，催生了特朗普的支持者。
对此，可能当时的中国精英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待到特朗普要真正意义改变时，措手不及，似乎没有应急准备。
第三个节点，2017年，美国精英激辩对华政策，结论让他们沮丧。险胜希拉里的特朗普，作为一个商人最初并无完整的计划和战略，而是走一步看一步。他入主白宫第一年（2017）基本上不主动挑起涉华敏感议题，他谈美中合作比较多，甚至主动向中国示好，举行海湖庄园特习会和到访中国，说了一箩筐赞美中国的好话。在这段时间里，或许他的主攻方向还没有最后确定，或许美国精英阶层还存在巨大分歧，或许他的布局尚未完成。
但这一年是中美关系的关键一年。美国智库激辩对华政策，他们被中国的快速崛起和“制度自信”吓倒了，被一带一路、2025计划、两个100年刺激了，感到一种失败感，对中美关系的走向感到沮丧、焦虑，更忧虑“中国式道路”的威胁，关于中国的共识正悄然在美国社会成型。
回过头来看，在过去几十年里，对华接触政策的怀疑论者或反对者一直处于下风，乐观主义者无论在数量还是影响力上都占据优势。现在却一下子要推翻半个世纪的对华政策，这个转变是在太大了，当时的美国显然也没有准备好。
2018年，有两个标志性事件，预示特朗普政府遏制中国的政策明朗化。一个是2018年《国防战略报告》，把中国定义为美国长期的“战略竞争对手”；二是当年10月，美国副总统彭斯的重大政策演讲，对中国火力全开，开始否定对华接触政策。
与此同时，一直被美国视为主要威胁的俄罗斯逐渐被边缘化，退居二线。这一方面是俄罗斯的经济长期没有起色，实力跟美国不在一个档次上，美国精英称之为“没落的帝国”；另一方面，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美国不希望中俄联手，至少要让俄罗斯保持中立。当特朗普摆脱了“通俄门”事件缠绕之后，就将矛头全部对准中国了。
诚然，按照常规，即使美国将中国定位为最主要竞争对手，也不应该是现在这种下狠手要和中国彻底脱钩的架势，可能是今年两件大事叠加在一起，导致中美关系急转直下：一是在新冠疫情袭击下，美国成为重灾区，特朗政府面临内外质疑和批评压力；二是今年是美大选年，关乎着特朗普的政治生命，且由于疫情应对不力，以及席卷美国的“黑命贵“反种族主义运动，特朗普民意支持率出了状况。特朗普政府焦虑了，共和党焦虑了，为了赢得大选，中国成了他的打击对象。
与此同时，近几年，中国逐渐失去美国的民意支持。美国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2020年4月，是美国民意在过去41年来对中国最不友好的一年，不喜欢中国的比例突破历史最高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