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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要和平共处，主要是基于两个前提：一个是两国有着共同的敌人或“共享的敌人”（shared enemy），尼克松访华至中美建立外交关系，正是基于这一基础；
另一个是两国有着共同的利益，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两国“共享的利益”（shared interests）的机会，至90年代末，两国还有着共同的敌人。
由于中美两国价值观的根本不同，基本不能寻求“信仰外交”（faith diplomacy），所以以上两点就显得特别重要。
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苏联解体后，中美两国共同的“敌人“消失了，当然也不排除出现新的共同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建立”共同的利益“就显得尤为重要。
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及美国走向反恐的战略转移，提供了一个契机，即中美可以面对共同的敌人-恐怖主义，加上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也扩大了双方共同利益的基础。因此，中美不仅有了进一步加强合作的必要，而且有着紧迫感。
时任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江泽民敏锐地意识到这一重大机遇，第一时间向美国表示中方将跟美国一起打击恐怖主义，从而奠定了新世纪中美合作的基础。
据已故中国外交官吴建民在《外交案例》一书中披露，“9·11”事件发生后，江泽民立刻召开会议商讨局势和对策，在事发后五个小时就给美国总统小布什打电话，强烈谴责恐怖主义，对美国人民表示慰问和哀悼，并表示愿意加强和美国的合作，共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
江泽民的这一举动，使中国成为最早向美国表明共同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立场的大国之一。这是特别值得一提的重大转折：江泽民成功利用 “9·11”事件扭转美国遏制中国的态势，增加中美合作的因子，改善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让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博弈中抓住了宝贵的战略机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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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美国提出了“领导世界“的战略机遇期，并发出了对中国不利的信号。
按照历史的逻辑，两次世界大战为美国提供了称霸世界的历史机遇，但它都没能如愿。二战后期及二战结束后一段时期，形成罗斯福提出的（美苏）“大国合作”的格局；冷战时期，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分别领导两个阵营或两个世界。直到苏联及其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冷战结束，美国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当时的美国认为，在2015年之前它不会遇到全球性战略对手，这是它一霸独大、称霸世界的战略机遇期。两届克林顿政府相继提出了“参与和扩展”战略及“塑造”战略，1990年代末先后出台了《国防报告》、《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也反复声明美国要抓住当前罕见的“战略机遇期”。
其中关键的视觉是，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就把目光盯住了未来的战略对手上，明确指出，“到2015年之后，可能出现与美国势均力敌的全球性对手，中国和俄罗斯都具有这种潜力”。报告认为，美国要抓住当前罕见的“战略机遇期”，“塑造”世界“新秩序”，实现美国对全世界的“领导”，同时竭力遏制中国变成强国和防止俄罗斯东山再起。
2000年1月，美国正式发表《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布美国要“领导世界”，为美国“在21世纪的安全和繁荣奠定基础”。该报告无异于美国谋建21世纪世界霸权的宣言书。从20世纪初以来，美国始终垂涎世界霸主的宝座，冷战时期，其与苏联争夺霸权地位。世纪之交出笼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正是美国霸权思维的归纳和总述。
为了担当领导责任，这个报告确定了三大目标：加强美国的安全，促进美国的繁荣，推动海外的民主事业。
当时还未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而一年后的911事件改变了历史进程，也打乱了美国的战略布局，也改变了美国的战略机遇期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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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美国发布要称霸世界的宣言，仍然给中国敲响了警钟，引起中国高层的高度警觉。
2002年5月，时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中说：“纵观全局，21世纪头一，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如今20年刚刚过去，由于中美关系持续恶化，中国的战略机遇期有可能发生变化。
这次讲话是中共十六大的前奏。2002年11月，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重提“重要战略机遇期”，并将其修定为20年，指出“21世纪头20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重要战略机遇期”是中央决策层对当时及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国内形势作出的一个科学判断。主要是指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综合作用形成的，能为国家（地区、集团）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机会和境遇，并对其历史命运产生全局性、长远性、决定性影响的某一特定历史时期。
其中的关键因素是美国面临重大挑战而无暇顾及东方。当时，因美国发生911恐袭事件而将战略重心转向反恐，先后发动了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深陷其中。
中国正好可以利用这一机会，跟美国合作反恐。对中国而言，也提供了打击三大极端势力的机会。
最重要的是，在中美之间找到共同的战略利益，从而迎来历史上难得的和平发展的大好环境，可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闷头搞建设。而当时的中国，最重要的发展条件是加入世贸组织，开始融入全球化潮流之中。这个时期，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重组和流动进一步加快，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新科技革命方兴未艾，为后起的中国发挥后发优势、争取实现生产力发展的跨越提供了可能。
从中国的角度说，独特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多年改革开放形成的综合国力，以及全国上下一心解放思想搞建设的信心，今后一个时期的敞开开放大门拥抱国际社会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思想基础和良好的体制保障。而且，在政治上，中共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已走出89政治风波的阴影，国际地位也因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负责任表现而增强。
一言以蔽之，所谓“战略机遇期”，就是中美寻找到共同战略利益，能够站在共同战线上面对国际问题的挑战，而避免了双方战略冲突导致的两败俱伤的后果。这就是中美和平共处形成的宽松的和平发展环境。
所以，江泽民作出的21世纪头20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和决策是具有深厚依据的。所以，当时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个战略机遇期，在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牢牢掌握加快我国发展的主动权。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就有了前述吴建民在《外交案例》一书中披露的江泽民给小布什通话，表态站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共同战线上的睿智之举。从此，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成为中国高层的共识和基本判断，成为中国进行战略布局和决策的“牛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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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不够，战略方针确定了，还有一个如何跟美国打交道的问题。所谓细节决定成败，跟美国打交道的每件事、尤其是大事件，都既可能是机遇，也可能是挑战。
江泽明牢记邓公留下的政治遗产：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这是跟美国打交道的基本方略。美国要维护其领导地位，意味着谁都不能公开挑战它。在这一框架下，中国需要在处理中美关系时保持低调。而且在国际事务中，决不能出头，不要充当世界领袖。
这需要忍耐，需要博大的胸怀，要能够容天下难容之事。不论是美国走向强大的历史，还是中国崛起的经验，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在国际舞台上，享有低调、谦卑的种种好处。
江泽民以其政治智慧，深知个中真谛。
有两件大事，可以看出江泽民的低调和忍耐。
一件事是1999年美军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另一件是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事件。当时中国群情激愤，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但是，中央一方面坚持原则立场，迅速作出反应；另一方面选择了隐忍，平稳度过可能引发的冲突与危机。
这些事情上的隐忍都是为了赢得未来20年的“战略机遇期”。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历史证明江泽民的选择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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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和利用好战略机遇期，为的是聚精会神抓经济建设，让中国强大起来。为此，江泽民还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口号。
“重要战略机遇期”后来先后写入中共十七、十八、十九大政治报告。可以说，在江泽民提出的20年战略机遇期至今，中国确实“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使得中国经济实力大幅提升。
正是抓住了这黄金20年战略机遇期，使得中国迅速崛起。进入新世纪之初，中国GDP总量刚刚破万（美元），2000年为10808亿美元，排在英法之后；前三的美国、日本、德国分别是中国的9倍多、4.4倍、1.7倍。至2019年，中国GDP增长超过12倍，超过14万亿美元；为美国的66.6%，是日本的2.75倍、德国的3.59倍。2000年时，中国人均GDP 仅为959美元，至2019年破万美元，为10261美元，是2000年的10倍以上。
这20年是中国战略机遇期的黄金时期，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外汇储备第一大国。
在中国集中力量搞现代化建设的这20年里，美国先后深陷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大量消耗着国力；2008年的金融危机又重创美国，美国尽显疲态。
这一对比明显的变化，给美国带来了战略压力。中国日益增强的国际影响力也以极强的信号传递给美国精英阶层。与此同时，美国国内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是贫富悬殊下中产阶级占比大幅下降，2015年首次跌破50%，之后还在下滑；美国白人数量占比下降较大，地位降低，与其他族裔之间的矛盾显现；内部政党恶斗，内耗严重，国家治理能力严重下降，严重影响了经济和民生。
这些都让美国精英阶层产生了战略焦虑。
但是，有一点没有变，即美国要维护其“世界领袖”地位的目标和决心。这一点在特朗普上台后发展成“美国第一”和“让美国再次伟大”。
对于美国而言，其“领导世界”概念下，包含着美国前所未有的野心：就空间而言，上自外空、中自海陆、下至海底，皆在其囊中；就内容而言，世界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尽在其囊中。总之，全球每个角落，无不在其霸权梦的视野中。
特朗普上台之后，还有一种没有赶在“战略机遇期”（2015年）结束前完成其霸权计划的失落和焦虑。现在，他感到“美国第一”的领导地位收到了挑战，加上他个人胆大妄为的个性使然，所以他毫不犹豫地运用各种手段进行极限施压。只不过，现在他把主要战略竞争对手钉在了中国身上。
于是，中共十九大刚刚重申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开启了中美贸易战，后来又在华为及至整个科技产业，特别是在香港、新疆、台湾和南海等问题上全面向中国发难。这期间，今年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重创美国，因其中复杂原因也重创了中美关系。近几个月来，中美关系日益恶化，日前还传出美国正在考虑禁止所有中国共产党党员及其家属赴美的消息。外界几乎一直认为，中美关系堕入“至暗时刻“，甚至认为中美新冷战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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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已经证实，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来源于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如果中美关系持续恶化，战略机遇期有可能发生变化。
目前，中美关系正面临建交以来最严重的挑战，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是中国政府的基本立场。
中国外长王毅日前指出：作为世界上至关重要的一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有待发出更多的积极信息，释放更多的正能量。希望美方构建更为客观冷静的对华认知，制定更为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这既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顺应世界各国对中美双方的期待。
他表示，中国从来无意挑战或取代美国，无意与美国全面对抗。我们最关心的是提高本国人民的福祉，最重视的是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最期待的是世界的和平稳定。中国对美政策保持着高度稳定性和连续性，愿与美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构建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
崔天凯大使7月18日在华盛顿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GPS节目主持人扎卡里亚连线采访时说，对中国来说，特朗普总统是美国人民选出来的。因此，中方愿同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开展合作，致力于在中美这两个伟大国家之间建立更加稳定、强健的关系。
崔天凯大使认为，中美各自都致力于维护本国利益，关键在于我们要找到两国日益扩大的共同利益，开展有利于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更广泛利益的合作。同时，必须以建设性的方式管控好分歧。这是中国一以贯之的政策。
中国政府致力于维护和发展中美关系，也是为了不失去有利于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