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湖北武汉如何陷入“塔西佗陷阱”而失去公信力？

疫情初始，即在最有机会控制住疫情的黄金时间段，因为湖北省和武汉市的轻视，加上可能担心影响经济、两会和春节在即，因而投鼠忌器，行动迟缓、犹豫，应对不力，也可能其本身的智慧、胆略和治理能力不足以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而采取了种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及其所衍生的诸多处理方式，在导致疫情失控的同时，让自己深深陷入公信力危机。

这就是所谓的“塔西佗陷阱”！

这就是所谓的“塔西佗陷阱”。

“塔西佗陷阱”，得名于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塔西佗。这一概念最初来自塔西佗所著的《塔西佗历史》，是塔西佗在评价一位罗马皇帝时所说的话：“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之后被中国学者引申成为一种现社会现象，指当政府部门或某一组织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在这场公共卫生危机最初的处理中，太多案例表明，湖北、武汉政府的公信力面临挑战。，比如以“制造谣言”的名义，对在社交媒体上发出疫情警报的李文亮等8位“吹哨人”进行训诫；一直用“没有人传人”误导公众，导致整个社会疏于防疫；疫情之下，举办万家宴和各种春节联欢会；甚至出现可防可控王广发、一问三不唐志红、准备不足邱丽新、等待授权周先旺、物资充足王晓东、深感内疚马国强、答非所问蒋超良等可笑之事，不只是让人啼笑皆非，更让公众睁目结舌！

深入分析，这可能跟官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明哲保身哲学有关。历史记载，孔子爱徒子路（即仲由）违背圣人的训规，在王侯的权力争夺中反对篡权者，引来杀身之祸而受醢刑、剁为肉糜。从此孔子“遂命覆醢”，即拒食肉糜。后来的哲学家李康在《运命论》一文中，将这条警言染上了稍许文学色彩和悲观的说教：“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现在官场上有多少人在明哲保身？碰到重大的、敏感的问题，不是去独立自主地积极解决，而是自我保护，按照官僚主义那一套，搞文牍主义层层上报，将责任上交，以便出了问题也甩锅上级。果然后来出了问题，就有了武汉市长甩锅“没有得到授权”，武汉市委书记也以“后悔”一词将责任推得干干净净！

可以说，在疫情爆发初期，诸多官员确实扮演了并不光彩的角色，为公众所诟病！

地方政府如是踏入“塔西佗陷阱”，其公信力由此受到打击与挑战！

所幸的是，这些官员因疏于职守、疫情防控不力被免职，承担了应有的责任。一批被认为更具有执政能力的官员，被赋予领导湖北、武汉疫情防控的重担。在中央强力支持和全国援助下，很快扭转了之前的被动局面，使得高风险的疫情迅速降至低运行区间。

但是，最近发生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解封”乌龙、黄某英离汉赴京、湖北潜江市“解封”喊停、以及“喊假”风波和“垃圾车运肉”、方方被“举报”等一系列事件，无不引来网民炮轰。由此看来，湖北、武汉要完全走出“塔西佗陷阱”，重拾公众信任，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作家方方3月14日一篇最新日记，题目是“下一个吹哨人，该轮到谁？”还是那个笔调，那般忧心。起笔开头就触碰到本文的主题：政府公信力！

她在日记中写道：

疫情依然好转，新增确诊感染的数字越来越小。这几天都在个位数上徘徊。昨天，**有朋友担心道，数字上不会有假吧？因为前期对疫情的隐瞒，让此时的人们心里充满了不信任感。万一为了让数字上好看，万一为了让自己有成就，再次隐瞒怎么办？**我理解这种担忧，这就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的心态，这种心态会引发对诸多事情的怀疑。为此，我专门向医生朋友询问：数字上是否存在作假的可能。医生朋友用肯定而坚决的态度回复说：不会隐瞒，也没必要隐瞒！这也是我希望的答案。

这里说的还是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

接着，方方说了两则好的消息，是她的同学老狐发给她的。老狐的信息说（1）易凡已脱机清醒，今天还录了视频和老同学打招呼，易凡9岁的女儿为爸爸手绘了很多贺卡。胡渣也醒过来了，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创造了奇迹。（2）前两天你文章里提到的两位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医生易凡和胡卫峰（就是里面提到的胡渣，他的外号），正好是我这边一个盆友的同学，她每天跟我通报易和胡的信息。今天他们醒过来了。”

方方说：在郁闷的日子里，没有比这更好的消息了。易凡是中心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胡卫峰是泌外科副主任。前几天报纸上还登载了他们尚处于濒危状态，我的日记中也摘录过。现在，他俩已经苏醒。简直是太好太好了。期待另两位濒危医生能坚持住，相信高明的医生们也会让他们都醒过来。

方方一直以那种审视、批评的眼光盯着武汉疫情的发展，将细微末节放大到宏观检测，是尽职尽责的。我信她！她说好就是真好了。

但是，方方接着又直奔政府公信力方向追去。指出，中心医院这次因医护人员伤亡惨重，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但目前为止，尚未听说医院的领导接受了怎样的处理。尽管网上要求向医院主要领导追责的呼声不绝于耳，但是，医院主要领导在喧嚣的舆论中，纹丝不动，销声匿迹，如同蒸发一般，没有听到哪怕一丝已被处理的消息。不像武昌区的区长，也不像青山区的副区长，大家还没来得及议论，人就被拿下了。上级处理起人来，是个什么套路，以什么为标准，我是看不懂的。只是晓得了：单位哪怕死伤很多人，领导也不一定会担责。这个话题，到这一步，再说已经没了意思。

这也涉及政府用人的标准、透明和公正，说到底还是公信力，怎么让公众信任所用之人！

方方又将话题转到“吹哨人”上：

今天关于媒体记者的话题，网上议论哄哄，内容极丰富。我也顺便扯几句：中心医院的艾芬医生说，她是发哨子的人；老百姓说，李文亮医生是吹哨子的人。也就是说，这个哨子从艾芬手上，传到了李文亮手上，那么，从李文亮手上接过哨子的，应该是什么人呢？尽管李文亮被训诫，但警方并没有没收他的“哨子”，警方反而是把他的哨声又扩大了一轮。新型病毒出现的信息，2019年的12月31日已经昭告天下。至少，我是在这一天获知的这一信息。次日，警方训诫“八个网民”的消息，也见诸各报乃至央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哨子”被没收了。那么，接过哨子继续吹的人，应该是谁？也就是说，下一个吹哨人，该轮到了谁？

方方似乎寄希望于媒体人。媒体能否很好的履行舆论监督，也涉及公信力，包括媒体本身的公信力。

方方诘问：新闻记者的职责和使命是什么？她按照自己的理解说，“关注社会和民生，应该是职责和使命中最重要的一条。”她说：新型病毒的发现，这是个爆炸性的新闻，警方训诫八个“造谣网民”，也不是小消息。为此，她尖锐发问：“这两条都与社会和民生大大相关，记者发了消息，可有继续跟进？比方病毒是怎样发现的以及是否有感染？又或八位网民是什么人，他们为何要造谣？”

方方认为，对于这类事件，记者本该有高度的职业敏感，他们应该是接过哨子的人。但是方方很失望，谈了不少媒体及记者的问题，一句话：他们没有履行“关注社会和民生”的职责，没有用“哨子”向公众发出警报，以至于出现后来封城的“惨烈现像”和“全国各式各样的损失”。

芳芳批评了媒体不去吹哨醒世，没有提醒：“新冠毒魔已然张着大嘴，走到了你家门口。”而“满是彩色，笑脸，红旗，鲜花，欢呼，一张接着一张”。当人们开始戴口罩出门，媒体却去万家宴、大型联欢会凑热闹，“每一天都误导着百姓沉溺于盛世，却无一句回想起整个春节一直到方舱医院建成这期间的日日夜夜，以及那以千而计的悲惨人生”。她要媒体扪心自问：“不知道有没有人会良心发现：惭愧自己放弃了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东西，即本该有的使命和本该尽的职责。”

方方如是说：“艾芬已经把哨子发了出去，李文亮的哨子也吹响了一声。然后，接哨的人没有了，哨音消失在两大报业集团的欢歌与笑语之中。”

从方方的描述中感到，湖北、武汉包括媒体在内一起坠入“塔西佗陷阱”，现在还没有完全爬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