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故事告诉你如何解香港乱局？

香港动乱从最初的示威逐渐演变成暴力冲突，而且愈演愈烈，暴力活动范围越来越大，暴力级别越来越高，直至出现恐怖主义行为。香港正面临回归以来最严峻的局面。

香港这个乱局局怎么解？

这里向大家讲述四个（与港乱无关）故事，从中找到类似因由，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一）印度因谣言而起的群体杀人案

2018年，印度因社交媒体WhatsApp关于“拐卖儿童”的谣言而引发连续的暴民杀人案震惊世界。

7月13日，印度一名工程师和两名朋友在路过卡纳塔克邦的比德尔县时，向当地儿童发放巧克力，有村民怀疑他们拐卖儿童，由此引起全村人的注意，一致认同该村民的怀疑指向。于是，村民将他们的照片发到网上，引爆网络。与此同时，这几人被当地数百暴民处以私刑，工程师被生生打死，两名朋友受重伤。

此前，因为同样的WhatsApp谣言，印度各地接连发生了十余起暴民杀人案，印度的暴民私刑数量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德国之声电台网站称，这些暴行致死“都是假新闻惹的祸”。然而，假新闻只是“悲剧”的由头，真正令人心惊的是“暴民私刑”。《纽约时报》称去年是“印度的暴民私刑年”。

这里揭露了两个问题：

**一个是社交媒体漫天谣言、假消息，这些谣言或假消息被无限扩散，激发人们的想象和疑虑，从而导致群体一致认知，引发群体暴力。**上面的事件表明，这些被害的人一旦被怀疑拐卖儿童，暴民就号召起大批人实施私刑，将人殴打致死，这些人都成为施暴的共犯。

**同样的问题在港乱时也是一个普遍现象。所有上街示威者都是通过社交媒体动员起来，这其中“反送中”的谣言和假消息也是满天飞，引起群体疑虑，形成一致认知，在共同情绪支配下，盲目却一致地采取了暴力行动。**如对大陆记者、甚至只要是大陆人，存怀疑、排斥心理，一旦有人煽动，就会瞬间爆发，发生群体性暴力行动。

**第二个是，缺乏法治，导致无约制的暴力行为，形成群体暴力或多数人暴力。**印度暴民私刑普遍发生，究其原因，在于各地执法机构（警察、法院）不把它当回事，要么根本不管，要么睁只眼、闭只眼，从而导致施暴者肆无忌惮。所谓无法无天！

最先提出“群体暴力”或“多数人暴力”概念的是法国人托克维尔，他提出了两个方法防止多数人的暴政：（1）在多数人权威与个体公民或者少数人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地带。这个缓冲地带由无数的公务员和法官构成，使得多数人不可能真正有能力伤害到少数人；（2）通过司法权威防止民主暴政。卢梭认为民众会被蒙蔽，所以众意不可靠。托克维尔赞赏美国的司法权威，他说：“美国人赋予法学家的权威和任其对政府施加的影响，是美国今天防止民主偏离正轨的最坚强壁垒。”

香港的严重问题之一，就是公务员和法官不仅不作为，甚至乱作为，不仅公务员支持群体上街、甚至自己上街，法官更成为暴力活动的纵容者，以至于出现一个怪现象：“警察抓、法官放”暴力分子。由此，阻挡群体暴力的缓冲地带没有了，法治的最后一道屏障失守了，香港暴力不断升级就成为趋势。

深层次原因，并非特区政府管理构架或法制构架不健全，而在于公务员、法官的外籍或双重国籍身份形成的身份认同，从而造成国家认同的逆反，以至于在一切有关香港“一国”与“两制”、主权与“自治”等重要问题上，与国家唱反调，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香港社会稳定等重大问题上，不作为、甚至反其道而行之，让香港法治形同虚设。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指出，“我最挑剔于美国所建立的民主政府的，并不像大多数的欧洲人所指责的那样在于它的软弱无力，而是恰恰相反，在于它拥有不可抗拒的力量。”

香港的问题恰巧出在公务员、法官因身份认同导致的偏见和法治“软弱无力”，造成“民主偏离正轨”！

解决香港问题，是不是首先要解决港人的“身份认同”问题？公务员是不是要宣誓放弃外国国籍，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外籍人士是不是应该退出香港司法机构，法官是不是必须由唯一中国（香港）身份的人士担任（双重国籍也不行）？

在此基础上，重建香港法治，让分裂国家主权、危害国家安全和香港社会稳定的一切犯罪分子无处可逃！

（二）行为艺术家尝试把权力交给观众而被群体施暴

“行为艺术之母”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c)曾进行了一次最为惊险的行为表演《节奏0》。这是她于1974年在意大利那不勒斯表演的“节奏系列”终结作品。她第一次尝试和现场观众的互动效应，让观众成为她作品的一部分。玛丽娜面向着观众站在桌子前，桌子上有72种道具(包括枪、子弹、菜刀、鞭子等危险物品)，观众可以使用任何一件物品，对她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由于作品有不可预测的危险性，所以，玛丽娜承诺承担行为艺术表演过程中的全部责任。

她被刺得浑身是伤

在场的观众们，最初只是好奇的试探，有人用口红在她的脸上乱涂乱画，也有人帮她冲洗……可随着剧情的发展，人们发现无论如何摆布，阿布拉莫维奇都不作任何反击。在意识到自己可以所欲为后，众目睽睽之下，有人剪开了她的衣服，然后往她身上吐痰，有人抚摸她的胸部猥亵她的下体，有人把玫瑰花上的倒刺粗暴地扎在了她的身体，玫瑰花刺划破了那雪白细腻的肌肤，鲜血流了出来，刺眼的鲜血并不能唤醒施害者的慈爱之心，反而激发了他们更阴暗的一面，人们变得越来越疯狂，越来越下流，越来越邪恶，有人给她的裸体拍照并把照片塞进她的手里，有人用镣铐捆绑玛丽娜，有人甚至拿起桌上的刀子，在玛丽娜的皮肤上划出一道道伤口，还有人割破她的脖子喝她的血。

她被人捆绑推倒在地

这一切都昭示着一场兽行的狂欢！大部分围观者，虽然觉得玩得有些过了，但他们并不出声，只是皱着眉头看着……旁观者中还有人在狞笑。

直到有一个人用上了膛的手枪顶住了她的头部，最终被群众阻止。行凶者竟然恬不知耻地说：她签了法律文件，她是自愿的。

这次的行为艺术持续了6个小时，在被人施暴的过程中，阿布拉莫维奇内心充满了恐惧，泪水刷刷地流，但她始终没有做出身体上的反应。“表演”结束后，她站起身来走向人群，所有的人担心遭到报复，作鸟兽散。阿布拉莫维奇哭着说：“这次经历让我发现，一旦你把决定权交给公众，离丧命也就不远了。”

这个案例暴露了人性的恶，人性的丑陋一面。人性善的限度是我们所能预见的：关爱、宽容、帮助、信任等等，而人性恶的程度，却是善良的人所完全无法想象的深渊……

同样，在各国发生的街头政治运动中，一旦公众不受限制，有了无法无天、可以为所欲为的权力，那种潜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邪恶之潘多拉魔盒就被打开。这就是为什么香港会出现激进示威者暴力攻击警察、暴力冲击和打砸立法会、暴力冲击港澳办、涂污国徽……以及在机场暴力攻击无辜旅客和记者的行为？

这就是暴民政治，跟第一个故事一样，是“多数人暴力”或“群体暴力”！

问题也跟第一个故事一样，没有规矩的约束，没有设立安全藩篱，就会触发恶行发生。

香港之乱也一样。如上所述，香港存在的司法怪象：警察左手抓了暴动分子，法官右手再把人放掉。第一个恶例出现，没有被制止，就为接二连三的恶例产生示范效应。

6月27日，在包围警总的示威中，警方以涉嫌袭警罪拘捕杨逸朗。随后，杨逸朗获警方无条件释放，在被捕踢保后两天，他便潜逃到台湾。

7月14日，警方带走咬断警察手指的暴徒杜启华，但法院很快允许一万元保释。

7月21日，暴徒冲击香港中联办大楼，狂徒投掷油漆弹、鸡蛋涂污庄严国徽。警方26日拘捕一名冯姓男子，他涉犯三宗罪被扣查，28日获准保释。

7月28日上环示威后，警方清场拘捕49人，有44人被控暴动罪。2019年7月31日，东区裁判法院外，所有被告获准保释。

8月1日，香港警方在沙田火炭搜捕一个疑似示威者的“物资仓”，拘捕七男一女，被捕人士当中包括前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据香港媒体报道，陈浩天被扣留约43小时后于8月4日获准保释。

8月3日，旺角游行中发生警民冲突，有13人被控非法集结罪、未能出示身份证及阻碍警员执行职务等罪，13人全部获准保释。

8月6日，在香港元朗被抓的废青“美国队长”、25岁汽车销售顾问翁伟成也被保释了。

全港“三罢”当晚，一名49岁男子涉阻挡警员被控一项阻碍公职人员罪，已获准保释。

8月15日，非法“占中”发起人戴耀廷被高等法院批准以10万港币保释。

8月17日，5名侮辱中国国旗被拘捕嫌犯，其中3人获得保释，1人则无条件释放。

…………不一而足。

法官难道可以对危害国家、社会、人身安全的暴力分子网开一面？！

**当外籍法官动手毁掉了香港法治的最后一道屏障，让施暴者能够轻易逃避法律的惩罚，必然引爆大规模群体暴力活动。**而参与“群体暴力”活动的人，有的已被释放立马又参与到暴乱之中；有的则手持外国护照，一看势头不对，分分钟逃离香港。最近不断爆出鼓动、组织香港暴乱的首要分子，闹事后就跑到美国顶级名校读书。这个样子，自然引起群体效仿，施暴者肆无忌惮，导致暴力活动范围越来越大，暴力级别越来越高，直至出现恐怖主义行为。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说得好：道理是很简单的，如果你知道自己杀了人可以随便跑掉，你杀人就没有顾忌；如果你知道自己杀了人要负责，才可能变得理性、克制自己的行为。

玛丽娜的故事告诉我们，解决香港问题首先要解决法治基础。目前最为迫切的是，不要让“警队抓、法官放”的现象再次出现。

从长远看，最重要的是要解决作为主权重要部分的司法权的回归，牢牢掌握全国人大对基本法的解释权，最高人民法院对执行基本法的释法权、以及对香港终审法院的管辖权，对涉及国家主权、安全、“一国两制”、基本法、香港社会稳定等重大事项之终审权力，必须收归最高人民法院。

同时，**香港终审法院、高等法院法官不能由外国籍人士担任，只能由拥有唯一中国（香港）国籍人士担任。**其任命程序由原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任命，调整为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提名，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任命。

（三）第一个砸破车窗的人之示范效应

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曾进行了一项实验。他找来两辆一模一样的汽车，把其中一辆车的车牌拆掉，打开顶棚，遗弃在纽约贫民社区的街头；另一辆完好无损的停放在中产阶层的社区。

很快（不到10分钟），有路人砸破停在贫民社区的那辆车的玻璃窗，进行偷窃，把电池、散热器等值钱的东西拆下来带走。再接着，有人刮花车身……下轮胎。三天之后，车子变成一堆废铁，连小孩都去糟蹋。

而停在中产阶层社区的那辆车一直完好无损。是因为社区不同，人的素质不同吗？

回答是否定的！

一周后，研究人员敲碎了停在中产阶层社区的那辆车的玻璃窗，仅仅几小时，车子便遭遇了同样的厄运。

问题是显而易见的，第一个人砸破车窗后，没有得到制止，第二个、第三个……就会群起效尤，愈演愈烈，形成群体犯罪，由此挑战法律的底线。

如果反过来呢？剧情一定会翻转：第一个人砸破车窗后，不仅被制止，而且被指控而受到法律惩罚，就没有后来者了。司法立威，谁敢挑战？！

有人说，把人类退化成动物，只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作恶没有被制止；进一步，周围的人都在作恶-群体作恶。

目前香港的暴乱难道不是这样吗？一开始闹事，就故意制造障碍，瘫痪交通，但没有被制止；第一次袭警的施暴者也没有被法律指控，或者被抓又立即被放出来，反而一旦警察行为有瑕疵则可能遭受重判。如此恶例一开，谁还害怕闹事，暴力活动自然愈演愈烈，不断升级……最终发展到针对平民的暴力攻击。

回放2014年“占中”动乱，7名警员因执法被指控判刑，而袭警的施暴者曾健超仅被判被判监5周。法官开创了第一次恶例，就如第一个砸破“香港这辆车”的玻璃，打开了犯罪之门，形成了群体作恶、群体暴力。

执法者宽容施暴者，无异于纵容施暴者，让施暴者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去挑战法律的底线！

香港法治的第一个教训，就是没有对“第一个砸窗的人”依法实施惩罚，没有让施暴者明白，他们将要为施暴付出代价，结果造成群体效尤的多数暴力！

如果不能在第一时间，对最初的犯罪实施惩罚，很容易演变成群体犯罪。如果香港执法者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未来也无法制止动乱。

（四）亚历山大快刀斩“格尔迪奥斯绳结”

马其顿国王的王子亚历山大在公元前333年侵入波斯领地阿拉伯半岛，并占领了曾经辉煌一时的古代伦帝那王国的首都格尔迪奥恩。在首都的街道中心有供奉天空之神宙斯的神殿，神殿中摆放有一辆古老的战车。在这辆战车上有当时十分著名的“格尔迪奥斯绳结”（Gordian Knot），这是一个很多技艺高超的挑战者都没有解开的绳结。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解开这个绳结的人就会成为亚细亚之王。”

亚历山大造访了这座神殿，观察了这个复杂纠缠的绳结。他当机立断，拔出宝剑说道：“用我亚历山大的方式吧！“一剑就将绳结砍为两断。亚历山大认为命运要靠自己的手来掌握，对于不断出现的考验应该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

对亚历山大来说，他的剑就是打开世界之门的钥匙。在这里，亚历山大不被传统思维束缚，而是大胆地摒弃了常规的、死板的传统规则，用快刀斩乱麻的行动彻底解开了绳结。从此，“格尔迪奥斯之结”成了一段著名的逸闻。亚历山大终于成了统治自中东至西亚全域的帝王。

香港今天的乱局，看起来也是一个难以解开的“绳结”。特区政府乃至于中央政府一味的妥协退让，动乱分子则得寸进尺，港府撤回修例，他们又增加四项要求，现在港府除了立法会议员和特首“双普选”不能自作主张外，都一一回应：事实上软化了对这场动乱的定性、被捕示威者被法官一一释放、甚至同意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如此，则特区政府全线溃败，实质上是中央权威、“一国两制”底线被击垮。

**港乱之所以拖延至今未能平息事态，反而使问题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就在于投鼠忌器，没有在第一时间快刀斩乱麻。**现在，香港已经形成群体暴力之势，已经退无可退。

如果羁绊太多，就要及时斩断，不要搞成“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缠局面！

新华裔以为，我们要有亚历山大的气魄，当机立断，快刀斩乱麻，尽快平息这场暴乱！时不我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