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救市国家队”是否靠谱？

“救市国家队”高调入市，低调“救市”。本来7月9日开启的一轮反弹，重新燃起人们对股市的些许希望，但7月24日、特别是7月27日暴跌开始的新一轮持续下调，逼近7月9日的低点，再次催毁了市场做多的热情，人们的心态已经归于熊市。

在这次下跌过程中，人们看不到国家队的身影，反而深切感受到“救市国家队”的麻木不仁和主力机构的抛售做空力量。前者曾誓言“维稳”，后者曾誓言“做多”。由此，人们已经不信任“救市国家队”的“维稳”决心，更不相信主力机构的“做多”说辞，空头思维已经占据整个市场。

对于国人来说，“救市国家队”一直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其行动也异常诡异。但最近外媒揭开了其这层神秘面纱。

从“救市国家队”的历史和现状看，所谓“救市国家队”很不靠谱，其维稳股市的任务与决心也很不靠谱。

首先，“救市国家队”之主力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证金公司）是因应支持“融资融券”而诞生的。2010年中国启动融资融券，次年建立证金公司，其目标与任务是为提供融资融券服务的证券公司提供流动性。据悉，该机构的资金来自商业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贷款，也来自债券销售的收益。它被指定购买股票和共同基金，同时也被用于确保该机构为融资提供流动性的日常作用的发挥。

殊不知，本轮“杠杆牛”跟该公司扩展两融业务密切相关，换个角度说，其也是本轮暴跌中“去杠杆”的重要推手。现在又让其担当“维稳”股市的重任，岂不滑稽！

至少目前，证金公司有着双重任务：一方面要承担“维稳”股市重任，另一方面还要继续“去杠杆”。这是自相矛盾的，两个任务在力量上是对冲的。如此，股市只会不断震荡走低，日益摧毁市场信心。这也许正是“救市国家队”的纠结、乃至于股市的纠结。同时担当两个相互抵触的任务的证金公司彻底“去杠杆”难，“救市”也不靠谱!

其次，证金公司带头人聂庆平及其智库团队是两融业务的始作俑者。据媒体披露的有关资料，聂庆平牵头研究与设计两融业务的相关规则，提倡允许卖空和保证金融资。由此推动A股从2010年开始融资融券。

聂庆平尽管有金融投资方面的实务，但却是个学者，有两个教授头衔，经常在大学讲课。今年3月，他新著《理论与融券实践》，一方面警告过度融资带来的隐藏风险和一些股票已经上涨太多；但更要紧的是另一方面，他仍然对证券金融的发展轨迹给出了牛市预期，称五年内保证金融资和卖空将占到A股总值的接近20%，比现在几乎翻了一番。他还撰文提出“最近的涨势显示出结构性牛市的特点”观点，同时淡化了以融资快速扩张将会产生的危险性后果。这与当时监管层和官媒高唱牛市的论点高度一致。

现在由一个靠两融出彩的人去否定自己，去“去（融资）杠杆”也是很滑稽的，特别是他去期待扮演“救世主”角色，也显得很不靠谱。

再次，证金公司的实力也让外界疑虑重重。有一种说法，6月暴跌之后，中国政府投放逾4000亿资金给证金公司。更乐观的说法是，证金公司能够调集的资金2.5-3万亿。

问题有两个：一是证金公司最高时提供的两融流动性达到2.3万亿，相当于其调动的“救市”资金。显然，“救市”所投入的资金只能平衡去融资杠杆资金，但有时间差，短期内后者去的快、规模大，前者则要细水长流。所以，“去融资”短期内的对冲力量要大于“救市”资金，短期内股市就难以稳住。这也许就是目前“救市”收效不佳的重要原因。

二是证金公司的“救市”资金主要来自央行及商业银行的信贷。这是有成本的。既然如此，就是要归还的，是不能是白用的，因此必然要考虑效益。这样市场就出现了一种特别境况:大盘反弹到有利可图，就出现巨量抛卖——纵然证监会出面澄清国家队没有退市，也难解大众心中疑惑；而当股市狂跌到低点时，底部扫货的特征也很明显。这由不得人们不去想，证金公司不是在“救市”或者“维稳”，而是利用股市巨幅波动从中获利。其目标还是为了赚取更多的钱。

除此外，证金公司自有的一部分资金（包括债券销售收益），按照原有设计，还要继续为融资提供流动性——它这个主要职能还没有撤销。

值得一说的是，一个主要职能是支持两融业务的却被赋予去融资杠杆和维稳“救市”的任务，其任务间的相悖显而易见，其自身的矛盾使其不能很好地履行后一重任。

研究中国金融系统的《红色资本主义》的合著者之一豪伊（Fraser Howie）指出，“在创办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的时候，股市救市几乎可以肯定不是他们的任务。你可以选择你的措辞，但总之，它的建立是为了做某件事，但很显然现在它已经作出了调整，或者是被迫地去做另一份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