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为何要揭开地方债“黑匣子”？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全国性的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将于8月展开，这被舆论解读为李克强全面“摸家底”。与2011年第一次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相比，本次审计由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审计，延伸到“五级审计”，多了中央和乡级。

新政府此举将揭开地方债“黑匣子”

7月28日，中国国家审计署发表了一句话的声明，称根据国务院要求，该署将组织全国审计机关对各级政府（从村政府到中央政府）的债务进行审计。在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网站上发表的另一则消息称，国务院在26日下午发特急明电，要求对全国的政府性债务进行审计，命令审计署暂停所有项目，以便立即开始审计政府债务。从中不难看出该任务的紧迫性。

上述信息迅速在金融领域引发了巨大的关注，此举普遍被认为是李克强政府对地方债黑洞发力的前兆，要彻底摸清中国地方债的规模和风险分布情况，为下一步化解地方债风险打基础。甚至有学者指出，本轮审计的深度更是前所未有，村级行政单位的负债情况也会被包括在内，大有将所有地方债一网打尽的架势。

地方债规模，始终是一个“黑匣子”，各种不同的预测数据之间相互打架：

——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审计署副审计长董大胜表示，截至2010年底，中国中央债务规模在7.7万亿元左右，地方债10.71万亿元，考虑到部分地方债存在一定浮动性，估计目前各级政府总债务规模在15万亿元至18万亿元之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7月首次公布其对中国政府债水平评估称，2012年广义政府债务(包括中央和地方预算内及未列入地方预算内的，如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已超过GDP的45%，按照50万亿元GDP水平测算，减掉中央债务后的地方债规模与董大胜所言基本一致；

——据渣打银行发布的《亚洲债务大起底》报告估算，截至2012年末中国政府债务占GDP的78%，地方债规模超过了30万亿元； ——摩根大通4月中旬通过内部研究，核算出中国的地方债务总量是——略超14万亿人民币，2010年末的这个数据是10.7万亿，这其中还不包括11万亿的地方政府隐性负债。把这些都加一起，中国地方债务超过4万亿美元。美国2012年的时候，地方负债计算过是2万亿美元，远比不上我们，但据说美国的债务当时引起美国经济学界的恐慌，当时的说法是，未来的一到两年内，美国将有不下100座城市相继破产。

通常意义上，国际上把政府债务占GDP比重的60%作为风险警戒线，超过这个，意味着风险有失控的危险，可能会爆发金融危机，这也是为什么这两年地方债“黑洞”一直是关注中国经济走势人士眼中焦点的原因了。

问题是，为何现在掀起地方债务审计风暴？

**首先是地方债务的严重程度引起中央高度警惕。**中国审计界资深人士曾表示，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已经“失控”，可能引发一场比美国住房市场崩盘更大的金融危机。随着中国政府对地方债务的审计和监管措施落实，相信一个个地方的债务“黑洞”将逐渐浮出水面。据审计署的报告，从债务举借主体看，2012年底债务余额中，仍以融资平台公司、地方政府部门和机构为主，分别占45.67%、25.37%。而且，融资平台公司和其他单位债务余额增长较大，分别比2010年增长22.5%和32.42%。

从债务率（债务余额与地方政府综合财力的比率，为衡量债务规模大小的指标）看，36个地方政府本级中，10个地区2012年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超过100%；如加上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有16个地区债务率超过100%。

这意味着中国至少有16个地区存在资不抵债的情况，存在“偿债压力大、借新还旧率高、变相融资突出”等问题。

然而，目前中国地方政府的救命稻草还是土地财政，今年上半年，中国全国财政收入同比仅增长7.5%，但国有土地出让权收入却增长46.3%。6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69个城市新建住宅价格同比上涨。北京新建住宅价格同比上涨12.9%，上海上涨11.9%，广州上涨16.3%，三者均创下中国2011年1月修改计算方法以来的最大同比涨幅。 **其次，摸清地方债“家底”才能开出治理良方。**近几个月来，海内外对于中国地方债务问题的讨论愈演愈烈，甚至有指存在巨大“黑洞”。李克强此番全面系统摸底，就是要掌握更加详细、全面的债务情况。在分析人士看来，这是李克强开启任何经济改革行动的基础。搞清基本盘，才能掌控住风险。

现在关于地方债“黑洞”讨论仍然处于瞎子摸象阶段，两种声音处于持续交锋中：一方是以海外投行、评级机构、媒体以及国内部分专家学者的“地方债失控论”，如美国评级公司欲将中国主权货币信用评级下调，地方债即是一个核心理由；另一方面则是中国一些政府官员及部分学者、机构的“地方债可控论”。

针对这两种声音的“差距”，有资深财经观察家表示，“差距”源于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务。《预算法》规定，“除法律和国务院文件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但实际上，这么多年来，地方政府为了筹措资金，通过组建融资平台公司，绕开了法律约束。融资平台的最早雏形，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广东采取了“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政策。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开始更多依赖融资平台，筹措资金。据审计署去年公布的数据，全国涉及地方政府性债务的融资平台公司有6576家。值得注意的是，融资平台的具体举债规模和偿债能力审核，并未纳入人大审议。所以相当一部分债务，成了隐形债务。

基于此，对于新政府而言，首先需要搞清楚的就是，地方政府和中央的基本债务情况，弄清楚中国的地方政府到底积累了多少债务。通过审计掌握债务增长的速度、偿债的压力，甚至债务上的举借、来源、使用等等，从而建立一套可以预警地方债风险的监管系统。随着中国政府主动通过审计打开地方债“黑匣子”，如此这样，李克强才能清楚基本盘究竟是怎样的。 **再次，中央对地方债痛下杀手矛头指向明确。**更值得注意的是，本轮彻底摸查，同样在敲打地方政府。李克强已经注意到，多年来地方政府的习惯性操作已令隐形风险不断累积，虽不至于伤本，但后患不可低估。已有迹象显示，李克强将效仿朱镕基痛下杀手，行动已经开始。

在这个当口严查地方债，很可能是冲着三中全会去的，是否意味着像90年代朱镕基整顿金融秩序时那样，要收紧宏观调控权力，防止地方权力过分分散？

中国过往解决债务的模式把地方政府给彻底惯坏了。过去，中国城市处理债务问题的逻辑大致是这样的——地方政府开发土地搞招商引资，债务积累到一定程度，地方债务就上交中央并且变成银行的不良资产，然后国家出面用全民资产来偿还债务，处理不良资产。此后再放开搞活，中央和地方政府推出经济刺激方案，进入新一轮的扩张和债务循环，重复同样的结果，并且风险程度更为剧烈。

如果不是中国这样子解决债务问题，地方政府也不敢欠债这么多。正是在这个保护伞下，各级地方政府形成庞大的债务规模。很多基层政府被债主催债，成了“老赖政府”。如果再不解决地方债问题，可能就真的没得救了！说实话，中国的地方政府应该庆幸于中央对于债务的无限兜底，若非如此，底特律的悲剧早已经不知在中国重复了多少次。

联想起美国汽车城底特律破产，美国州政府和中央政府“做台看大戏”充耳不闻。这让大家浮想翩翩，咱中国政府能不能也这样子弄呢？当然，中国毕竟不是美国，不能用那种政府破产的方法。但据说中国对地方债的解决方法正在大力改变，如果还按照旧的解决方法，中国的地方债务只会窟窿越来越大。

有人说中国债务无论到了什么程度都可控。这种观点不仅很不负责任，而且肤浅。这种观点的根据在于，因为政府享有绝对的税收权利，如何收税收多少税都由政府决定，而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只能决定一项已经通过议会决议的税收项目究竟执不执行，而前期的税收项目能否确定，税收比例如何，税收款项的用途都要由各级政府议会表决通过。更厉害的是，中国的政府完全无需用税收来弥补财政赤字，而可以动用更加隐秘的手段——印钞。这也是中美政府之间的最大不同，中国政府享有铸币权，我说印就印，也因此，中国的地方债务几乎有着绝对的信用保证，地方政府可以无限制的举债发展。

殊不知，这种经济结构是病态的，而且是不可持续的。任何一个政府都不能无限制征税，那无异于竭泽而渔，杀鸡取卵；也不能无限制印钞，那无异于公开搞通货膨胀，坑害百姓，自毁前程。政府的信用也不是无限的，过去和当下透支多了，就会毁掉信用，而没人相信政府。因此，实际上政府和企业一样，也会因收不抵支、收不抵债而破产。而政府破产不能用去增加税负的办法解决，而只能紧缩开支，这就是欧洲解决债务危机的办法。这会导致一段时间的财政紧缩从而影响经济发展。

所以，中央宏观调控就是要在事情没有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时出手，切断地方政府举债的链条，防止债务越来越大最终资金断裂而使得大批地方政府“破产”，从而引发类似于欧洲和底特律那样的债务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