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已到顶？

随着国内外经济条件的变化，中国国内经济呈下滑态势，已经从两位数增幅下降至8%以下。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今年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7.6%，增速较一季度的8.1%进一步放缓。同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比一季度回落0.5%，比上年同期回落5.2%，其中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比一季度回落6.9%，比上年同期回落16.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比一季度回落0.4%，比上年同期回落2.4%；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仅仅剩下对外贸易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8%，但比上年同期回落17.8%。

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均呈现疲态，意味着对国内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将显著减弱。由于外围环境剧烈多变，全球宏观经济整体衰退、低迷，全球贸易面临渐趋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的障碍，对外贸易增长也将受到严峻考验。《人民日报》海外版5月22日引述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徐洪才教授的话说，“拉动中国经济三驾马车──出口、投资、消费全都出现危机。”徐教授指出，欧洲因欧债危机外需求不足，中国出口明显萎缩。同时因工资上涨，人民币升值，进口原料上涨，亦削减了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投资方面，对经济拉动作用也明显减弱，前几年4万亿元投资已结束，房地产有关的投资也在萎缩。而消费方面则因股市、房市下跌，民众财富效应减弱，消费意愿也因此而萎缩。

对此，西方媒体又开始幸灾乐祸，添油加醋地唱衰中国经济。《华尔街日报》和英国《金融时报》近期异口同声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的经济景气“派对”是否已经结束？ 更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到顶，预计如此下去到2017年中国经济就会崩溃。其依据是，到2017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基尼系数和投资拉动转换效率3条主要经济曲线将发生拐点，即红利趋于零，年轻人的劳动力增长比不过老年人的增加速度；如果我们在“十二五”规划内不能实现工资的倍增计划，贫富差距基尼系数将要逼近0.6这条线在经济学上称“动乱线”；投资拉动转换效率将低于60%，投资这匹马也不行了。

西方唱衰中国经济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关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到顶”以至于“崩溃”的说法，也很是危言耸听。这涉及中国发展的动力和政策选择。

中国的崛起根源于一百多年来民族复兴的历史潮流，凝结着几代中国人的艰苦奋斗和卓越智慧，靠的是改革开放和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线和政策，由此所激发起来的中国人民奋发图强的积极性，由此所开创的工业革命、科技革命和信息革命之路。这就是中国之所以能够持续高速增长的根本动力和基本原因。只要这一点不改变，只要中国改革开放的路线政策不改变，中国长期持续发展的势头就不可改变。况且中国现阶段充其量处在民族复兴的初级阶段，处在富民强国的财富“原始积累”阶段，发展的动力依然强劲。已经进入高速发展路径的中国，按照西方工业革命和资本发展的历史曲线，没有一两个世纪的惯性发展是不会停止下来的。纵观世界历史潮流和大的趋势，笔者一直信心满怀，坚信21世纪一定是中国世纪！

诚然，中国现阶段也的确出现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也将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从内部因素看，人口红利、贫富悬殊和投资转换效率低下等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其中有的是技术性的因素，有的是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虽然不是影响中国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但也是十分紧要因素，处理不好也会成为阻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严重障碍。 首先，关于人口红利问题。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近10年来人口增长处于低生育水平阶段。近10年平均增长0.57%，比1990年到200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1.07%下降0.5个百分点。对此，比较悲观的预测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预测，到2015年中国人口红利窗口期将关闭，而美国加州大学教授王丰则预测是2013年。根据有关研究，中国1982年到2000年期间，接近20年的经济增长期中，至少有15%是由于人口红利带来的。而在2000年之后，人口红利呈现渐渐消失的状态，至现在中国已处于人口红利的残余年段，人口红利对经济的贡献率仅为2000年前的20%左右。与之相伴随的是人口老年化问题，中国目前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例为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随着人口数量增长明显放缓，人口结构问题也日益凸显，抚养比将从5：1降到2：1，人口快速老化，老年人口负担将取代人口红利获利呈累进式加重趋势，推动中国进入人口负债期，或成首个“未富先老”的国家。这是我们新的国情，也将决定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模式，将迫使中国适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提高人口素质、发展高端制造业、加速发展社会保障体系和开拓发展老龄人产业、继续稳步推动城镇化、实现充分就业等加以缓解。

关于基尼系数问题。这是个贫富悬殊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基尼系数逐步快速上升，到2005年突破0.5达到0.561，最近几年有所回落，但仍在0.5左右徘徊。国际上通常认为，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4，表明财富已过度集中，社会处于可能动乱的“危险”状态。而中国基尼系数高居不下隐含着4大问题：政府积累财富的比重越来越大，而个人收入占比越来越小；财富越来越向少数利益集团集中，而工农大众收入偏低；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而农民消费严重不足；权力资本的暴利在扩大，而中小企业普通民众的盈利空间被挤压。4大失衡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矛盾愈加尖锐，这是十分危险的信号。这将迫使中国大幅调整公共政策和财富分配政策，最大限度地推进公平制度，解决政府与民争利问题，抑制权力资本和利益集团的豪夺，切实推进共同富裕的目标。 关于投资转换效率问题。中国投资转换效率低下是一个老大难问题。问题的症结是，国家主导投资，是最大的投资主体，因此投资首先是考虑社会责任而非效率优先原则，致使大量财政资金和储蓄资金投向了效率不佳的国有企业或项目，现在发展起来的证券市场依然如此。而现有国企既是市场主体，又承担社会责任，尤其在国家主导宏观调控时，其利益驱动被压制，投资转化效率低下，从而导致经济低效率的高增长。这将迫使中国加大市场化改革力度，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制，在更多领域落实“民进国退”政策，大力培育和扶持民（私）营企业，使之成为市场的主体。 上述问题虽然可以通过制度改革和政策调整逐步加以缓解，但国内的条件发生了很大改变，留给中国改革的时间和空间已经不多了，难度也显著加大，更因为经济问题越来越跟政治体制联系在一起，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越来越推不动，这也许是当前的主要矛盾。

从外部因素看，中国前30多年的高速发展跟太平洋地区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有关，中国一直没有卷入较大的国际纷争，可以专心致志抓经济建设。而现在中国所处的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自美国宣布将战略重点转向亚太以来，中国周边的国际环境日益恶化，周边国家与中国之间的纷争日益频繁，地区局势日益趋于紧张、复杂、多变，再也不那么平静了。这是中国搞建设的最不利条件，势将牵涉中国更多的精力，使得中国不得不将更多的精力和财力投到军事上和对外关系上，从而加重了中国发展与改革开放的成本。

这些都将制约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虽然现在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已到顶”为时尚早，但未雨绸缪，正视制约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各种因素，从现在起提前筹划，采取措施，对症下药也是很有必要的。